2019年第15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找准问题把准脉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近日印发了《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逐一对照、全面查找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的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由此可见，找准问题是推进主题教育的关键切入点，解决问题是落实主题教育的根本落脚点。
找准问题、解决问题必须要牢牢把握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
只有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增强“四个意识”，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从而提高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主题教育中，查找问题自然离不开自觉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找差距、查短板;整改问题更要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因此，要着力在学懂上下功夫，深刻理解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做到多思多想、学深悟透。唯有学懂弄通做实，牢牢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方能精准定位问题所在、差距所在、短板所在。
找准问题、解决问题必须要以党章党规为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制定或者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多达80余部党内法规制度，基本形成了以党章为核心，以准则、条例、规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为主体的系统性制度体系。坚决尊崇党章，认真贯彻各项党内法规，确保铁规发力，禁令发威，既是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庄严责任和应尽义务，又是发现问题、总结不足的必然依托。
因此，全面对照党章党规的具体要求，仔细查找违背党章党规的各种问题，是深化主题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找准问题、解决问题要避免陷入各种误区。
第一，处理好理论学习与查找问题的逻辑关系。主题教育绝不是先搞学习，再查找问题;而是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同步推进，双管齐下，有的放矢，切实增强查摆和解决问题的及时性和针对性。
第二，检视问题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要结合调查研究，通过群众提、上级点、互相帮、集体议等方式，充分听取工作服务对象、基层党员群众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存在突出问题的反映，归纳总结具有广泛共识的意见和建议。唯有广泛听取意见，才能找准自身问题，看清客观差距，并弄清原因何在、措施何在。
第三，查找问题要严防形式主义。防止大而化之、隔靴搔痒、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防止以上级指出的问题代替自身查找的问题、以班子问题代替个人问题、以他人问题代替自身问题、以工作业务问题代替思想政治问题、以旧问题代替新问题。
第四，解决问题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无论任何问题，往往都具有反复性、顽固性，不可能一劳永逸，整改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官样文章，一条一条列出具体问题，把问题真正转化成为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对那些可能出现反复的问题，要多杀几个“回马枪”、多来几个“回头看”，真正做到盯住问题不放，整改落实永远在路上。
马克思曾讲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
查找问题既要聚焦治党管党中的突出问题，也要着力研究解决发展改革领域存在的顽固问题，更要主动回应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解决问题要落实落地，既要解决政治、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顽疾，也要攻克改革发展等中心工作中的短板。对群众反映和自我查摆的问题，坚持能改的马上改;对尚未解决或解决不彻底的问题，把重点放在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上;对新发现的问题，及时纳入、跟进解决。
总之，嘴上日行千里，不如迈好脚下一步。广大干部群众看主题教育，最怕的是形式主义，最盼的是真正解决问题。不解决实际问题，说多少空话套话都徒劳无功，甚至惹人生厌。必须直面那些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真问题，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精神夯实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2 为乡村治理“铸魂”
办好农村的事、推动乡村善治，关键在党，在农村基层党组织。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路径，为乡村治理培根铸魂提供了根本遵循。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必须充分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战斗力，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协调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基层党组织建得强不强、作用发挥充分不充分，直接关系着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成败与质量。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还存在诸多短板，离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目标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比如，有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后继乏人，治理和服务能力较弱，存在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难以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有的基层党组织搞村务工作，存在“脱实向虚”倾向，群众获得感不强;有的农村党员思想修养不够、宗旨意识淡薄，“觉悟还不如群众”，难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必须坚持狠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放松，采取多种举措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切实打造成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的坚强战斗堡垒。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治理，必须牢牢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要围绕村党组织承担的职责特别是乡村治理职责，着力建立和完善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通过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村党组织负责人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党组织研究讨论村级重大事项等方式，探索村党组织领导农村事务的实现形式，切实加强村党组织对农村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
“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实现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核心是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使其真正成为团结带领农村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要聚焦农村支部书记队伍，全面落实村“两委”换届候选人县级联审机制把好“入口关”，做好梯次培养保证后继有人，保障村“两委”主干待遇确保队伍稳定。持续整治农村软弱涣散党组织，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将制度建设贯穿始终，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切实增强村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战斗力。进一步促进村“两委”成员转变作风，切实发挥纪检监察和村务监督组织作用，严防漠视群众甚至侵害群众利益。
农村党员是党在农村的旗帜。要充分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组织开展党员联系农户、党员户挂牌、承诺践诺、设岗定责、志愿服务等活动，推动党员在乡村治理中带头示范，带动群众全面参与。密切党员与群众的联系，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乡村治理是一篇大文章，必须调动起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治理合力。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领导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
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组织、村务监督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农村其他组织建设，把自治、法治、德治很好地结合起来，积极搭建多方参与治理的平台和渠道，吸引社会公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与治理，利用现代科技降低治理成本，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形成领导有力、各司其责、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共建共享格局。
“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任务繁重，尤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紧紧抓住农村党组织建设这个“牛鼻子”，乡村治理就有了“根”和“魂”。只有加强和完善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切实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真正发挥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半月讲解
3 中央定调，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
“上半年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怎么办?此次会议进行了部署。
做好“六稳”，保持战略定力
会议要求，有效应对经贸摩擦，全面做好“六稳”工作。针对当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中央继续强调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务实举措积极应对。
“中央对于当前形势的判断慎重理性，高度重视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准备有预案，强调抓住主要矛盾，办好自己的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说。
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继续强调五个“坚持”、两个“统筹”，在具体工作部署中，并未强调短期刺激政策，而是把结构调整和改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凸显战略定力。
深挖需求潜力，用改革促消费
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李承健认为，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更要重视产业链安全，不断培育产业新动能。
在需求侧方面，会议明确，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
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回升但总体仍处低位。会议明确，稳定制造业投资，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这抓住了促进有效投资的突出问题和着力方向。”李承健说，我国有效投资的空间仍然巨大，要在民生需求中寻找短板和热点，释放有效投资的潜力。
宏观政策方向不变，金融活水更加畅通
会议提出，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认为，减税降费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主要内容，会议提出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抓住了“牛鼻子”。
针对当前资金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渠道不够畅通、金融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问题，会议提出，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
深化体制改革，加大开放力度
会议要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添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加快重大战略实施步伐，提升城市群功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当前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进入深入实施和加快推进阶段，提升城市群功能是重中之重。
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中国宣布了若干扩大开放重大举措。6月30日，中国出台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2019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和领域。
会议提出加大对外开放，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这预示着下一步开放的力度将更大，开放的速度将更快。
坚持“房住不炒”，不搞短期刺激
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近期局部地区出现楼市过热，部分热点城市为防止房地产价格涨幅过大，上调房贷利率，购房政策、土地政策也进一步从紧。
这次会议再次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房地产市场调控信号坚定、明确。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对房地产的金融调控，落实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坚决防范风险。
半月调查
4 企业最烦这三种“服务”
在大力改善营商环境的当下，地方有关部门调研、检查、开会，本应是为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服务之举。然而，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地方流于“摘桃式调研”“推责式检查”“应付式陪会”，日益成为企业的郁闷心事。
摘桃式调研：为成全地方政绩只好停产
当前，各地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改革发展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然而，半月谈记者在中部某地调研发现，一种被企业称为“摘桃式调研”的做法让他们有苦难言。
一家民营危化企业刚刚完成升级改造，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安全、环保、质量标准明显提高，生产成本、能耗水平大幅降低，生产规模在国内同行业排到第三，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明星企业。
然而，新生产线试运行1个月就停产了。该企业负责人说，某天上午，一支由省厅领导带队的调研检查团要来，县里通知要在厂区停留15分钟，要求他们做好接待工作，安排好调研路线。
考虑到领导来了要拍照、摄像，但厂区核心区域防爆要求高，他们索性停产检修，给工人放了假。这位企业负责人说，过去就因为阻拦领导随行人员用普通相机拍照，闹出过不愉快。
令他不解的是，他们生产危险化学品，平时安保非常严密，过去除了必要检查，政府部门来人不多。自打升级改造完成后，几乎每周都有人前来调研指导工作，危化厂区都快成了“旅游景区”。
“产品不愁销路，停产就意味着损失。而且，县区领导就在旁边陪着，有些事情企业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这位企业负责人说，尽管发展前景不错，但企业目前还很煎熬。2016年启动升级改造，到2017年底，近2亿元的自有资金基本花完了，现金流非常紧张。
“当时命悬一线，就担心施工队离场，那时真希望有人帮一把。”近一年来，他们不得不四处拆借，甚至快借遍了所有的网贷平台，“像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项目建成后，尽管各个部门高频调研，但这家企业急需的贷款、订单融资等，迟迟没有着落。
【记者手记】多一些务实，少一些作秀。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平时“不种树、不浇水”，看到企业发展势头向好，就过去“摘桃子”，拍上几张合影，指导指导工作，既不能对企业“雪中送炭”，又想为自己政绩“锦上添花”，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调查研究，在于解决问题。改善营商环境，离不开调查研究，但基层企业需要的是“菜单式点题”“承诺式蹲点”，烦的是走马观花、应付了事的作秀式调研。
推责式检查：到底想让企业整改啥
北方某煤化工企业是集炼焦、化产回收、煤炭购销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熬过了2008年至2016年的全行业亏损，近两年市场回暖，企业发展势头强劲，趁机投入巨资进行环保改造。
在改造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定期前往检查。然而，这家企业发现，尽管他们每次都按要求改，但每次检查还有新问题，甚至每一拨检查人员的要求都不一样。
“同样一根管子，前一拨人说离地面太近，要求架高一点;后一拨人又说架太高了，改低一点。”该企业负责人说，谁也得罪不起，尽管明明知道操作规程和相关要求，也不敢说，让怎么改就怎么改。
小检查，小整改，代价小;大检查，大整改，代价大。在上级要求下，为实现环保达标，该企业前几年曾上了湿法脱硫设备，后又改为干法脱硫，大量投资被浪费。
更让该负责人头疼的是，有些部门各管一摊，缺少统筹协调，企业无所适从。比如，有的部门要求上环保设备，不管是否增加单位能耗;有的部门要求煤炭不能露天皮带运输，不管密闭仓内煤粉浓度升高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一家可再生资源利用企业也反映，环保部门要求厂房安装排风装置，限期整改，否则罚款。刚刚装上排风设备和烟囱，又被路过的城建部门看到，要求限期拆除，否则也要罚款。
有企业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他私下里问过负责检查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每次按要求改了却总还有问题。有工作人员坦言：“如果检查时没发现问题，以后等你真有了问题、出了事故，我就得负责。”
【记者手记】多一些指导，少一些指责。
入企检查，是为了帮助企业排除隐患和问题。但推责式检查对真正存在的问题一知半解，多是为了甩掉责任。推责式检查指出的问题让人无所适从，令人啼笑皆非。这种一味瞎下命令、定目标，却不真正从解决问题出发的检查，带来的是企业精力耗损、资本浪费。少一些指责和推责，多一些指导和引导，需要有关部门真正花心思。
应付式陪会：作陪心累，想要的总是缺位
以前多是干部陪会，现在蔓延到让企业陪会。
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自己七成以上时间都在和政府打交道。一些以调研情况、解决困难、宣讲政策等名义召开的各类会议，动辄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但由于会议定位不精准、议程设置不合理，企业参会变陪会。
今年初，中部某地一家民营企业参加了市政府组织的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的大会。会后，作为全市20家重点民营企业之一，这位企业负责人又参加了一系列具体对接的小会。然而，近半年过去了，急需的银行贷款依然杳无音信。
受访企业负责人反映，当前，“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做法在基层仍较普遍。开会既可以揽功，又可以诿过。开过会后，如果企业发展得好，少不了政府一份功劳;如果企业经营出了问题，也怪不到政府头上。
与此同时，对会议效果的客观评估，在各地几乎都是空白。由于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些企业甚至已经“吐槽无力”。
某座谈会上，多家企业接连抛出多个涉及税费负担的问题：一些深处大山的工矿企业竟按市区土地标准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一些企业反映，有的行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太少，实际税负过高。对此，有关部门负责人不是积极想办法，而是解释推脱，会场一度陷入僵局。
【记者手记】多一些实干，少一些空谈。
应付式陪会的背后，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怪，照出的是部分官员政绩观上的偏差。一味开会讨论，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果，不仅影响企业家信心，也损害政府公信力。少一些陪会，是各层级的共同诉求。与其坐而论道，挤在办公室里“憋思路”，不如走进厂矿企业，到现场问计于企、问需于企。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城市小区“三失”之困——权利失衡：跟物业斗，业主咋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6%。这意味着，有近六成的人在城镇居住。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小区已成为市民生活的基本空间。
在我国，大多城市社区正是由一个个高密度集合式住宅构成的封闭式小区组成，每个小区居住着数千甚至数万人。随着人口流动加剧，陌生人组成的小区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区，也不同于基于同事关系的单位大院。在这里，熟人社会规则的约束力大大减弱，大规模、高密度的居住方式更让各种矛盾纠纷日益高发，新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亟待建立。
看上去，小区内各种矛盾纠纷多是小问题，可实际上，日积月累、反复发作的小问题，对群众居住质量、生活水平都带来了大影响。在城市追求内涵式发展，大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当下，我们日日生活居住的小区不应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任由“扯皮烂事”不时上演。
为此，半月谈编辑部组织记者分赴四川、海南、江西、云南等地，从小区居民与物业、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服务三个维度展开调研，梳理出权利失衡、纠纷失管、服务失能三大困境，为住宅小区治理问诊把脉。
相对于组织而言，个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这在小区矛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处于分散状态的小区居民，根本没法与物业公司平等对话，物业公司的某些行为明明无理，也只能无奈忍受。这种失衡状态如果持续，一些矛盾纠纷不断积累，甚至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
“用一辈子的积蓄买套房，再花钱请物业来折腾自己!”有业主发出这样的感叹。
物业VS居民：凸显五大矛盾焦点
几乎每个小区，都存在小区居民(包括业主和租户)与物业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据海南省海口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统计，2017年、2018年热线投诉类型数据排名，物业纠纷高居榜首，大部分纠纷起源于小区管理不到位、收费混乱。政府部门为处理这些纠纷，耗费了大量行政资源，却常常无果而终。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小区居民与物业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焦点一：物业收费随意上涨，业主拖欠时有发生。
近期，北京市南五环外某小区物业公司通知业主物业费由2.18元涨到2.68元，这引发了部分业主的抵制。“物业公司声称经过了电话和入户商议，并与大部分业主达成了统一意见，但实际上部分业主并不知情。”业主陈先生说，物业还开了一个“收支说明会”，但账目并没有经过第三方审核，欠缺说服力。
一位物业经理告诉半月谈记者，物业是一个薄利行业。很多时候一旦业主拖缴物业费，很容易导致企业亏本。所以有时候为了保证自身利益，一些物业公司会通过停止办理水电费的形式，迫使业主缴费。
焦点二： 公共基础设施需要维修更换，但费用闹不清。
从2016年开始，地处成都市一环路与二环路之间的某小区，电梯经常出现故障。今年4月，该小区的物业公司张贴出一张告知书称，数年来物业公司垫资修电梯，维修费达42.5万元，这一消息引发了部分业主的质疑。小区党支部副书记刘家斌告诉半月谈记者，当时有些业主觉得，近3年已经动用了97.1万元的维修基金，为什么还会产生40多万元的垫付费用?
焦点三：小区公共资产被滥用谋利，且收支不明。
小区内有些属于业主共有的资产，物业公司常在业主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利用其获取收益，且支出去向不明。以广告收益为例，小区内的灯箱广告和电梯广告资源，大都是物业公司卖给了广告商，而收益却很少向业主公布，业主们也大多不知道这些收益用在了哪里。
江西省南昌市乐活公元城小区一位业主告诉半月谈记者，该小区有10栋楼，每栋两个楼梯，每间楼梯里3个广告牌。业主把住的楼栋广告直接拆了，物业经过监控找到了业主。业主认为，电梯是公共空间，不能用于电梯广告，要求物业公布广告牌的使用情况。最后，物业没有在这栋电梯里安装广告牌，也始终没有给出相关的财务信息。
焦点四：停车收费混乱，管理规范跟不上。
随着城市汽车普及，车位渐成稀缺资源，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全国多个城市，一些物业公司对车位费随意涨价的新闻屡见不鲜。因停车乱、停车难引发的纠纷，在一些小区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我家自己花钱买的车位上总停着别人家的车。”家住陕西省汉中市滨江小区的业主何先生说，“物业总说要规范，却一直没有动静。”
焦点五：水电费代收未能便民，反而“坑民”。
在一些小区，居民的水电费都是由物业来代收，这本是便民好事，但由于一些物业公司存在管理漏洞或滥用收费权力，引发诸多纠纷。
海南省海口市福祥家园小区业委会主任陈新还记得，曾经小区的物业公司将业主缴纳的水电费用于给员工发工资，被欠水电费的自来水公司和供电局就经常对小区“停止供水”“拉闸断电”，业主们不得不拖家带口去住酒店。一些知道事情原委的业主堵住小区大门不让物业经理离开，“逼迫”其解决问题。
组建运行业委会面临“九九八十一难”
为什么矛盾纠纷频发?业内人士和基层干部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物业和业主的权利失衡。没有运转有效的业主大会和业委会，业主就像一盘散沙。聘请物业公司、处理和居委会的关系，以及保护业主的权益，都很难体现自己的主张，也缺乏解决问题的渠道和平台。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尽管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物业管理办法，鼓励住宅小区成立业委会，但由于业主对政策不熟悉、业主与物业公司有矛盾、陌生人社会信任度低、成立程序过于繁琐等原因，许多小区的业委会遭遇“难产”甚至“流产”。在各方利益博弈下，组建运行业委会面临着“九九八十一难”。
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等，应当经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动辄数百户、上千户的小区要达到‘双过半’(面积过半、业主过半)十分不易。”海口市业主委员会协会会长肖江涛说，海口一些小区“奋斗”近10年都没能成立业委会。
据介绍，海口小区的业委会成立比例仅占13.4%，全国小区业委会成立比例也不高，在北京这一比例只有25%。
肖江涛认为，业委会成立运行难的深层次原因是政府主管部门不愿介入，不懂介入，没能力介入。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按照现行法律规定，街道办、乡镇政府对小区成立业委会具有指导和监督的职责，但实际上，指导、监督变成了审批，由于这项工作没有与街道、乡镇的政绩挂钩，可做可不做，吃力不讨好，因此往往变成阻力而不是助力。
除了不愿指导和监督，政府主管部门还存在没能力指导和监督的问题，以海口为例，海口市住建局物业科4人，每个区住保中心1名副主任分管物业，而每个区都有几十个小区，街道办无专职管理物业的人员。
“社区只兜底维稳，不出乱子就不管。”一位小区业委会负责人说，城中村的道路积水，居委会会出面维修，但小区路面积水，只能由小区自己负责。2018年，该小区建设文体活动中心，业委会经费不够，便派代表前去居委会和街道办申请，得到的答复是：“你们怎么有资格来找我们要钱?”
业主们筹建业委会时“孤军奋战”，成立之后，业委会依然是“孤军奋战”，如何与物业公司谈判，如何制定议事规则等，全由业委会成员自行摸索，能力强的就处理得好，能力差的则常常遭业主“非议”，业委会成员作为义工，无偿为小区服务，身体上、精神上均承受较大压力。
肖江涛说，业委会成立难、开展工作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业委会是新生事物，我国商品房发展到现在不过20多年，“业主作为个体，现在要与物业、开发商等法人企业‘争夺利益’，即便所争夺的是原本属于业主的利益，也因打破了之前的利益圈而遭到强烈‘反扑’。”
6 服务失能：要么缺位，要么走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6%。这意味着，有近六成的人在城镇居住。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小区已成为市民生活的基本空间。
在我国，大多城市社区正是由一个个高密度集合式住宅构成的封闭式小区组成，每个小区居住着数千甚至数万人。随着人口流动加剧，陌生人组成的小区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区，也不同于基于同事关系的单位大院。在这里，熟人社会规则的约束力大大减弱，大规模、高密度的居住方式更让各种矛盾纠纷日益高发，新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亟待建立。
看上去，小区内各种矛盾纠纷多是小问题，可实际上，日积月累、反复发作的小问题，对群众居住质量、生活水平都带来了大影响。在城市追求内涵式发展，大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当下，我们日日生活居住的小区不应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任由“扯皮烂事”不时上演。
为此，半月谈编辑部组织记者分赴四川、海南、江西、云南等地，从小区居民与物业、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服务三个维度展开调研，梳理出权利失衡、纠纷失管、服务失能三大困境，为住宅小区治理问诊把脉。
服务失能：要么缺位，要么走样
居住在城市小区里的居民，希望社区有个可供孩子们玩耍交友的地方，有个可让年轻人读书学习的地方，有个可为老年人提供餐食或简单照料的地方……这样的要求过分吗？这样的条件很难达到吗？都不是。然而放眼我们的居住小区、城市社区，有多少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
服务能力普遍不足，有的“挂羊头卖狗肉”
问题一：专业服务欠缺。
“社区服务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云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樊坚说，
“根据有关调查，居民最希望社区提供的服务项目前五项依次为：医疗保健服务、社区治安服务、便民利民服务、老年人服务和劳动就业服务。”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目前社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多为大众化服务，例如社区治安、环境绿化等，这些服务涉及的居民面最广，投入效果最明显。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们有了更高的专业化服务需要，如文化娱乐、养老助老、亲子活动等，这些是目前社区公共服务所欠缺的。
作为海口福祥家园小区业委会主任，陈新计划将今明两年的公共收益用于在小区内建设一处儿童活动中心。“小区400多户，小孩子特别多，却没有一处儿童游乐设施，建设一处儿童活动场所是全体业主的心声。”陈新说，不仅他所在的小区没有，附近很多小区、社区也没有公共儿童游乐设施设备。
截至目前，海口还没有一处社区公益性质的托育机构，年轻妈妈在0～3岁幼儿的抚育上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或者请老人代为看护。社区养老服务同样不如人意。
问题二：有些健康讲座成“推荐”课。
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健康教育室，本是一个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健康教育服务的场所，但多名居民表示，自家老人去健康教育室听讲座后，将养老金都花在购买讲座“推荐”的保健仪器和保健品上，有的仪器售价甚至近万元。
家住附近的邓婆婆就以近万元的价格在这里购买了一台“易生康智能声波通络仪”，因为讲座老师号称此仪器能够“预防癌症”。业内人士表示，这台仪器的功效仅限于促进血液循环，成本大概在300元，对防骗能力不足的老年群体虚假宣传功效，卖价近万元，实属黑心商贩。
半月谈记者联系了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健康教育室每天九点至十一点免费为社区居民提供讲座和理疗服务，讲师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在医联体备案的医务人员，绝不存在高价销售理疗仪的情况。
一些社区居民告诉半月谈记者，除了上午时段，该社区的健康教育室还定期在清晨六七点开办讲座，通常在九点前结束，这个时间段去参加讲座的几乎都是老年人。
据了解，在“权健事件”后，健康教育室曾向老人通知“放假休班”。今年3月份重新开班，讲座由以往自由报名听课的方式，改为采取熟人介绍方式收纳新学员，并不定期通知更改教学时间。“这样做是为了避开执法人员的上班时间。”该社区居民刘先生说。
问题三：场所经营不规范。
走访时，半月谈记者发现不少挂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场所经营不规范的现象。例如，位于成都市西三环和二环之间的一家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招牌竟和小旅馆、成人用品店的招牌挤在一起，通道闭塞狭窄，院落破旧不堪。
该社区老年人家属表示，家里老人在这个日间照料中心里购买的羊乳粉、牦牛酸奶粉、贴牌假茅台酒，单价均达几千元。
出现类似情况的小区还有不少。这类小区居民平均年龄高，辨识能力低，活动范围窄，社区提供的托老场所本应是老年群体和其家属能够信任的地方，不法商贩却在这里挂起社区的招牌招摇撞骗。这也使得一些居民认为社区提供的养老、托幼服务不安全。
重视不够、条件不足成关键掣肘
条件限制是社区服务缺失的一个原因。江西南昌城开学苑社区书记金保红介绍，小区2008年左右建成时在周边配套方面没有跟上，规划得不是很完善。
“居家养老面积只有300平方米，而实际需要上千平方米，才能满足托幼、养老、图书馆等各种年龄段的服务需求。”
目前一些新小区虽然空地较多，但服务配套也普遍不足。例如养老、托幼等，需要专职人员管理，需要义工等帮忙，才能较好地提供服务。后续还涉及招人、监管、资金投入等一系列问题，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很难办得起来。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地方政府只是把社区服务定位在办理证件等简单事项上，但对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不够重视，保障不足；一些城市社区在硬件投入上舍得花钱，但对提升软件服务水平兴趣不大；还有的官员对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在意上心，但对社区内具体而微的服务项目不闻不问。
实际上，即使在现有条件下，只要基层政府和社区更加重视这项工作，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赵登强说，他们通过组织培育党组织、志愿者组织、自治组织和兴趣社团组织等，把社区家庭牢牢凝聚在一起，为居民提供了不少特色化服务。
“我们只是起到一个桥梁和平台的作用，通过社会化的方式解决居民需求。比如，联系旅游公司，给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旅游服务，并在合同中规范公司责任，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另外，我们还与社会组织合作，低偿提供0～3岁儿童发展服务、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服务、青年人就业指导服务等。”赵登强说。
樊坚认为，社区服务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居民的社区参与。“目前居民表达出来的需求，可能只是其真正需求的一小部分，大量潜在需求要靠与居民的常态化沟通与讨论才能获得。”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平说，我国社区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应针对监管缺失造成的乱象，从治乱开始，同时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社区服务标准化建设，逐渐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专家表示，社区服务与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的提升关系密切，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其重要性。一方面在场地、人手、资金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动员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社区居民等广泛参与，使社区成为一个身与心都能够安放的地方。
7 “断头式”调研不断，“迎调”成了新负担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调研就是要把党的部署与各地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倾听社情民意、破解问题矛盾。半月谈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一些地方调查研究走了样：有的调查研究“嫌贫爱富、舍远求近”，有的调查研究虚头巴脑拿不出实招硬招。为迎接上级调研，基层一把手成了“陪调”必需品，“迎调”成了基层新负担。
示范点络绎不绝，落后地门庭冷落
中部某省相关部门曾选取6个县区作为样本，对涉及样本的“调研”情况作了一次调研。其中，3个县是交通不便、基础较差、经济落后的县区，另外3个则交通便利、基础较好、经济发达。
对比发现，2018年，中央和省、市级到先进县区的调研平均数为71次，到落后县区的调研平均数为20次，两者相差51次。其中到离省会较近的一个县调研多达93次，到较远的黄河岸畔的一个县调研只有9次，两者几乎相差10倍。
在被调研的3个先进县区中，有1个县在2017年4月25日一天就接待了3批62人调研;另一个号称“全国百强”的县级市，其发达乡镇在2018年接待调研20次，同属一个市的欠发达乡镇则为0次。
此次调研还发现，一些领导干部选择调研课题时挑肥拣瘦，对成熟的、完善的课题重复调研，而对全新的、有挑战性的课题则少有问津。
某传统农业大县在几十年里积累了丰富的农业调研课题和资料，选择这个县做农业调研课题事半功倍。数据也证明，2018年各级调研团队在这个县的金农谷园区调研39次，占到总调研数的42%，而邻近的钨钢工业园区全年调研接待次数为0。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导致调研冷热不均的原因上下参半。
基层同志希望在上级领导面前出彩、展现政绩，所以介绍情况、安排线路不是按调研内容而定，而是想方设法让上级走经典路线，尽量安排到有特色、有亮点的地方调研，包括每个环节的时间、内容等都要严丝合缝地准备，甚至围观人员等都要事先布置。
一位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部分上级领导不去落后村调研的原因还在于，落后村往往也是矛盾集中村，去那里调研不仅极有可能工作完成不了，还会被上访群众围堵难脱身。
一名经常负责拟定调研方案的基层干部吐槽，厚此薄彼的调研，屏蔽了情况复杂、问题多、矛盾突出的地方，也丢掉了调查研究的初衷和功效。
害怕礼数不周，“陪调”成了大负担
采访中，一位区长统计发现，2018年该区政府班子成员共陪同上级检查和调研234次，其中区长自己参与过46次;2019年上半年区政府班子成员陪同109次，其中区长参与20次。
“有的领导几年才来一次，如果不见一面，怕产生误会。”这位区长坦言，现在市级干部到县区调研时的陪同规则已相对明确，一般由县级分管副职和职能部局的一把手负责对接。但对于省级部门到县区督查和调研如何陪同，仍由县区自己掌握。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一些关于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一票否决”方面的调研，党政一把手更不敢怠慢，全程悉心陪同。
“部分调研人员也常以‘陪同领导的级别’来定性县区对该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对调研领导的尊敬程度。”一位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如果礼数不周，一旦产生误会，极可能对地方发展大局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
为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各县区之间存在“攀比陪同”的潜规则，当地的党政一把手尽量要陪，否则就是块“心病”，日后县里申请项目或遇到督查检查都不好说话。
村级一把手也难逃“迎调”负担。一名村主任告诉半月谈记者，因为村里的田园综合体项目落地，来调研的各级领导越来越多，为迎接调研和考察，村里一年仅打扫卫生的“请工费”就要花2万多元。张挂欢迎横幅、铺设红地毯的现象虽然少了，但大型展板、精美图册、彩色宣传页的制作并未减少。从2018年9月以来，在这一块已花了1万多元。“迎调”支出成了村里最大的公共经费开支。
“有些上级部门调研后，甚至调研报告都要求基层单位提供。”中部某县政府办主任告诉半月谈记者，市里某局的3位同志到该县企业调研，县里为此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进行了现场观摩、实地走访入户、逐一谈话……
调研结束时，县里陪同人员松了一口气，以为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但没想到，上级领导临走时对县里说，“你们把今天的调研情况先整理个材料，然后报上来”，说完扭身钻进商务车一溜烟走了。县政府办主任、县局的局长一下子犯了愁，两人都没做笔记。
幸亏，陪同调研的一个年轻人零星记了一些。小伙子花了两天时间，绞尽脑汁整出一份调研报告，赶紧上报了事。基层干部说，这种调研来一次，就臭了“调研”二字的名声。
调研应直奔问题、解决问题
“调研来了一拨又一拨，但往往是兴师动众来，稀里糊涂走。”一位乡镇书记说，很多调研有过程、无结果，有的问题多次向各级调研组反映，都得不到解决。有的上级部门来调研，乡级层面提出需要上级支持或协调解决的问题，上级领导回去之后，又把问题推到乡里解决，“断头式”调研最让基层反感。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调研，来100次我们也欢迎。”一位驻村第一书记说，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真情，深入调研就是要弄清问题性质、找准症结所在，实现调研成果转化、推动解决实际问题。
人们常说，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目前值得警惕的是，诸如为调而调、研而不调、只调不研、研而不实等形形色色的假调研、调假研，同样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心中有民、心中有责，扑下身子、求真务实，才能做好调查研究，真正推动事业发展。
针对基层调研领域的怪象，基层干部群众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一是统筹调研活动，更多安排到偏远、落后和问题困难突出的地方，调研成果及时反馈当地政府，加强转化，解决问题务求实效。二是改进调研方式，建议上级更多采用不打招呼、直奔基层的方式开展调研，不要总想着要地方陪同。三是明确规定各级党政正职不陪同的清单或情形，更好地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四是在提升各级干部调研能力的同时，建立基层对调研工作的匿名评价反馈制度，供上级掌握每次调研的实际情况，并作为调研干部作风和能力的一项考察内容。
教育改革进行时
8 为学校减负，为何那么难？
导读
校长们忙着开会、接待和应付检查，一线教师则忙着准备各种材料，这已成许多学校的普遍现象。为何教育工作者最近几年“负重”如此厉害？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教育一线负担加重？
笔者近期在中部某县和边疆某市进行了调研，发现学校的负担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检查验收多。
近几年，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投入不断加大，各种资源和项目落实到学校和教育管理单位，随之而来的则是各种检查和验收。以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例，项目规划、实施、监督、检查、验收等各环节，都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工作量，同时还出现了“省里要来，市里先检查一次；市里要来，县里先检查一次；县里要来，镇里先检查一次”的情况，面对重复性考核压力，很多老师被动员到写材料和接待中去，这无疑增添了学校的负担。
二是政府其他部门无关抽调多。
教师作为文化知识分子，经常被一些政府部门抽调参与非教育干线的写材料任务。在中部某县，村里的书记为了完成扶贫资料，厚着脸皮利用私人关系找学校校长写材料。除了精准扶贫，还有创文、创卫等任务也会从教育干线抓人来应付。笔者了解到，地方政府拉教师参与非教育干线的工作往往也是由于任务紧、人手不够，或者短期内需要应付检查。
三是“婆婆”众多，落实工作变成安排工作。
与校园管理相关的部门有消防、环保、疾控、司法、交通、气象等，这些管理部门，一个学期少则一次、多则两次到学校检查。每来一次都需要组织学生活动、准备材料，来之后要求上传材料。一些职能部门本应服务校园，但在职权不对等条件下，变成了安排校园，落实工作变成了布置工作，每项工作对校园来说都是额外负担。
四是相关性不大的主题和宣传活动进校园多。
相当一部分活动和工作进校园的逻辑，是行政验收的需求大于实际的内容意义，学校无辜被部分职能部门用来完成工作量考核任务。以党建为例，各种App都要求教师打卡学习、积累学分。一个老师对接各个政府部门的App少则一两个，多则五六个，从内容上看，这些App重复性极大。
不难看出，几乎所有部门都属于“合法”进校园，而每个部门的人从行政层级上也都高于校长，故而也都能进校园。
但每个部门去一次，校长就得组织学生搞活动，组织老师写材料、搞讲座，学生宝贵的时间被用来应付各项活动检查，老师宝贵的时间耗在了写材料上。本应抓校园管理的校长疲于应对各种工作组，校园深陷地方行政任务之中，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关键是很多工作不仅重复性极大，而且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特征，应付检查多于实质内容。
在此情况下，一些校长也策略地加以应对。如有校长称，“我们学校都是10岁左右小学生，怎么落实扫黑除恶？我就从村里借了一张条幅拉了一下”“我每次只找一个班来应付，主要利用课间操、体育课之类的时间。其他的各种材料总结，便做一个板报，或者利用一个班会来解决多个活动的材料”。
但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活动和资料要学校组织和完成，对于人手不多的小规模学校来说，应对各种材料和活动更是苦不堪言。一位校长说：“我们学校总共就19个老师，没有行政人员，又是寄宿制，老师要兼顾教学和学生生活管理的任务，本来就忙得要命，还要写各种材料，真是累。”
如何让学校回归正常的教学秩序，让老师安安静静教学？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尽量避免多层级政府和部门在学校重复落实工作，与教育教研主业无关的各类检查和无用软件，要精简，更要注重质量。第二，与学校相关的管理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能定位，为学校服务，指导和检查工作要从实际出发，避免形式主义和向学校推卸责任。第三，警惕各类无谓活动进校园，警惕学校被用来应付检查。
时政·财经
9 坐牢还领养老金？这个漏洞得堵上
坐牢了还能养老金，这种蹊跷事儿不是个案，仅浙江台州一地就排查出此类案件475件447人，涉案金额457万余元。
依据相关规定，被判刑人员收监执行期间，必须停发基本养老金。待服刑期满后，由本人提出待遇领取申请，社保机构于其服刑期满后的次月为其继续发放养老保险待遇，停发期间的待遇不予补发。
规定如此清晰，发案却如此普遍，漏洞何在？
坐牢到了退休年龄，开始领养老金
2018年10月，台州市仙居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朱贵亚等人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泮汉龙从判刑收监执行开始，养老金一直未停发。
据调查，1952年出生的泮汉龙，在2012年年满60岁时开始享受退休待遇。2014年，泮汉龙因贩卖毒品8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期从2014年10月至2023年10月。泮汉龙作为退休人员，退休时每月领到养老金为2828元，且逐年上涨。到去年10月发现时，泮汉龙每月能领到养老金3650元，累积已领取养老金16万余元。
虽然发现的是个案，但让朱贵亚一下子警觉起来。还有没有其他类似情况？
朱贵亚与业务部门一起，通过检察机关统一业务系统软件，设定“犯罪时年龄50周岁以上”“一审判决时间2015年1月1日以后”等特定条件，从仙居3000多条刑事案件数据中，排查出50周岁以上的判实刑人员31个。
随后，他们将刑事数据库与养老金发放数据库比对。在仙居县社保中心的配合下，逐个核实31名服刑人员养老金发放情况，初步查出23人应停发未停发，2人判实刑后被监外执行不需要停发，3人在省社保系统排查下已移交本县停发，另外3人未曾领过基本养老金。
部门信息壁垒惹的祸？
办案检察官核实时发现，由于社保等部门缺少判刑人员信息收集渠道、与司法机关沟通不畅，导致养老金违规发放。仙居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并成功办理浙江首批基本养老金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台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孔璋表示，针对基层检察院发现的线索，从2018年12月开始，台州市检察机关及时组织了全市范围的排查，针对服刑人员违规领取养老金问题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依法监督主管部门停止违规发放，并追回相关损失。
经过近半年的系统排摸，全市检察机关办理类似案件共475件。截至目前，相关人员已停发并追扣、调整基本养老金，已追回360余万元，后续工作正在进行中。
同时，台州尚有1339个50周岁以上外市人员（其中外省851个）在台州犯罪的线索需要移送给各地人社局核查。
台州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此类案件的发生，主要是部门数据信息不共享，导致基层社保系统执行难。
部门联合封堵制度漏洞
为寻根治源、封堵制度漏洞，台州五部门已联合拟定《台州市涉刑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联合处置工作机制》，对这一领域工作进行规范。
“公、法、检、司和人社局五部门联合建立相关机制，加强数据共享与信息对接，将为这项工作的规范开展提供保障。”台州市检察院公益诉讼办主任武东说，联合处置机制可解决涉刑退休人员信息收集渠道窄、养老保险待遇处置滞后、发放后追回难等问题，形成信息共享、合作共赢的工作格局。
据介绍，五部门还将以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通报工作情况，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不断完善监督体系，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有序。
孔璋认为，服刑人员违规领取养老金，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侵害国家利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平，危害了司法正义和严肃性。法律专家建议，应尽快打破“肠梗阻”，在全国范围构建起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封堵违规发放养老金的漏洞。
科技·文化
10 手机的“原罪”与救赎
“驼背、大头、鸡爪……未来人类长这样。”这是网上热传的段子。因为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深度融入，低头族占比越来越大，驼背成了正常；不断录入的信息让脑容量日益增大，人们变得头大身子小；双手进化成鸡爪，只为随时随地抓取手机……如此预测既是夹杂着科学推演的娱乐，也是对低头族毫不留情的嘲讽与警戒，映射出当下“手机占领”的现实。
如果说，在冯小刚导演的《手机》里，方便婚外情是手机的罪过，那么如今，手机背负的罪过远不止这一项：《毁掉一个孩子，给他一部手机就够了》《亲子关系的最大杀手：手机》《刷一下朋友圈酿成的车祸》……光是这些标题就足以让人对手机咬牙切齿。该如何看待“手机占领”的现实，又该如何在电子产品深度融入的当下，清醒生活？
手机“罪”否？
智能手机带给我们的方便远比麻烦多，大概没有人愿意回到大哥大、BP机甚至是有线电话的年代，生活日新月异，时间金贵到经不起太多等待，我们的节奏已然慢不下来。
如果说触发车祸、影响学业、伤害视力、异化交际之类的问题主要归因于手机使用者而不是手机本身，那么另一个问题则让人烧脑：手机似有特别的魔力，让人知其“害”却不能弃。
我们一边唏嘘家人团圆时无人寒暄，一边又成了埋头看手机的其中一员；我们一边对着孩子大喊“少玩手机”，一边又在他们做作业的时候自己玩上了手机……如果说手机有罪，那这种制造矛盾的魔力，就是手机的“原罪”。
手机，究竟承载了什么？丢一次手机，你就能体会到。工作、购物、打车、支付……所有平常事，都瞬间变得困难。所有App，社交的、学习的、出行的、点餐的……早已通过手机这个载体，将你同世界相联，它懂你方便你，早已深深融入你的生活。
倘若10年前，你弃用手机，可能会赢得一个钦佩的眼神，收获“有毅力”之类的赞美；但在今天，如果你弃用，家人不能随时联络，工作不能及时沟通……你将很快成为一个“自私”的人。
从“有毅力”到“自私”，其实，改变的不是人们对你的态度，而是时代对你的要求。这个时代，万物互联，快捷高效，我们与种种电子设备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已不是说剥离就能剥离得了的。从这一点看，手机的“原罪”恰是时代发展的侧影。
所以，正视科技，正视这个时代，才能在手机带来的困惑中找到自我救赎的方向。
科学排毒，理性救赎
好的科技，就要心安理得、坦坦荡荡地享用，生活可以被手机占领，但不能被手机捣乱。我们需要掌握一套科技排毒的办法。
科技排毒，是个时髦词儿，一些电影桥段提供了方法，比如：找个世外桃源，规避掉所有通讯设备，放空大脑。如此方法固然有效，但说到底是一种暂时的逃离。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工作要养家，假期有限，几个人能真正做到与世隔绝？逃离，不是最好的办法。
强大的自律或许应放在排毒处方上的首位。越是容易失控的生活，越考验人的意志。时代的发展，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仅体现在知识储备、技能学习，更体现在意志力的修行。面对手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它只是一个工具，没资格干扰我们的作息。唯有对自己的行为、理想、目标有着清晰的自知和自觉，才能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用手机做该做的事，过后不贪婪留恋。
与此同时，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才能将体内垃圾循环出去。精神食粮，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面对面的谈心、捧书静坐的沉思、游山玩水的酣畅……都是让我们更开朗、更自主的养分。“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内心的澄澈与富足不是扔掉一个手机就能解决的，当清流不断充斥身体，就自然获得了抵御干扰的能量。
当然，排毒也可“以毒攻毒”，有些科技的病也要科技来治。诸如伤害视力之类的问题，防蓝光眼镜、防辐射屏保、必要的医学治疗都是有效的选择。
所有的排毒手段，都是为了让我们与科技相处得更和谐，而所有能力与定力的养成，都是我们与时代共成长的印记。惟愿每个人，都能在这个与手机密不可分的世界里，以一颗清醒的头脑，与科技自在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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