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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评论
1 莫让优秀教师“薪火难继”
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而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就是要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局面。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教师跟公务员一样炙手可热,即使是乡村学校招教师,竞争也相当激烈。在北京,名校博士毕业生应聘中小学老师,比比皆是。想进入一线城市的重点中学,比到二线城市的重点大学还要难,“一岗难求”,教师岗位成为抢手的香饽饽。
我们也无奈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偏远的乡村,尽管近年来乡村教师待遇不断提高,但乡村学校仍然面临着人员不断流失、教师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武汉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查一个乡镇中心学校时发现,近5年来该校新招聘的乡村教师流失率达45.5%,留下的一些老师在等待调走时机,处于“人在心不在”的状态。
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课外培训的火爆和民办学校的崛起,为一些公立学校的中坚教师、骨干力量“逃离”提供了契机,一些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即使想当教师,也把就业的首选目标投向它们。
一方面是公立学校求贤若渴、真才难求,但不少人却把学校当成“临时栖息地”,对教师的职业缺乏心理上的认同,另觅高薪、另谋高就,有机会就跳槽。年轻的留不住,骨干非要走,一些地方“招教难,流失大”呈上升趋势。
另一方面是教师工作不易、压力山大。尤其是中小学教师任务艰巨,起早摸黑,面临唯分数、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顽瘴痼疾。除了背负巨大升学压力之外,还要应付各种督导检查,参加各种典礼、评比、运动会;提交教案、论文、随笔等各种材料。中小学教师结构男女比例失调,“男教师荒”越来越严重。这是一种尴尬的现实,也是一种纠结的处境。
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可以说,只有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教师队伍中来,教育才能看到希望,教育强国的名片才能擦得更加亮丽。
面对优秀教师“薪火难继”的焦急与迫切,如何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怎样从源头提升教师行业的吸引力,追赶上时代的脚步?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教育体系,弥补教师队伍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缺口。
让优秀的人愿意从教,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让人看到了破解“教师荒”难题的契机。
让优秀的人愿意从教,要让教师生活有保障,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找准教师职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健全完善教师选拔、培育、管理、使用环环相扣又统筹推进的全链条机制;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形成优秀年轻教师不断涌现的局面,支持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为学校办学提供良好环境,把老师从无谓事务中解放出来,让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
让优秀的人愿意从教,要推动教育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困难群体倾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鼓励有志青年到农村、到边远地区为教育事业建功立业。加大对农村教育设施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投入,给予表彰、培训等方面的优先权;增加职称数量,使得年轻教师想到农村去、骨干教师不想离开农村。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教师节需要情感表达,更需要以时不我待的姿态,抓好教改突破口,让优秀的人愿意从教,让好教师愿意留下。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教育牵扯着方方面面,教育问题常常不是单个教育部门内部所能解决,让优秀的人愿意从教、让好教师愿意留下,任重而道远。
半月讲解
2 失能老人,也能有尊严地生活
养老是无法回避的民生焦点,失能老人如何安享晚年,更牵动着社会的关切。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多方施策,积极探索“医养一体、两院融合”新型养老模式,将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功能合二为一,同时推广长期护理保险,让失能老人的照料工作不再是失管乏力的“老大难”。
开在医院里的“养老院”
走进巨鹿县医院福缘居医养中心,迎面是爱心满满的照片墙,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吉祥的名字,“南山”“寿海”“福地”……这一切让人感觉,这里并不是医院,而是一个温暖的家。
88岁的邓明亮和老伴张志华就住在这里。老人的孩子邓国朋一边切着苹果一边笑着说:“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老人,再说咱也不懂专业的护理知识,有时候想搭把手都不知道怎么下手。现在父母都住在这里,能享受到专业的照护,他们舒心,我们当孩子的也能安心。”
为克服长期以来养老面临的“医院不能养,养老院不能医”难题,巨鹿县在2015年开始探路医养结合工作,从“一张床位两种服务”入手,逐步形成“医养一体,两院融合”的养老模式。
为此,巨鹿县出台了《医养结合、两院融合机构养老试行办法》,明确开展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同时享受医疗和养老行业的相关优待,并将民政、人社、卫计等部门优惠政策打包整合。
在推进医疗与养老快速融合过程中,巨鹿县摸索出4种建设模式:“医中有养”,引导、支持医疗机构开展健康养老服务;“养中有医”,支持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机构协作”,对不具备新建、改建成“医养综合体”的养老或医疗机构,引导双方建立协作机制;“居家签约”,对居家养老且有医疗护理需求的,签约医生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人员定期开展家庭护理。
目前,巨鹿县医院打造了福缘居老年医养中心,小吕寨中心卫生院等6个乡镇卫生院先后建成医养中心,南大韩、神堂坡、寻虎村等78家村卫生室托管了农村幸福院。同时,健民医院、祁康医院等多家民营医院也兴建了医养中心,开展健康医疗养老服务。
巨鹿县民政局副局长赵少阳介绍,该县目前共有规模以上养老机构30家,养老床位3560个,自从探索推进农村养老院和卫生院(室)以协作或并建方式合作以来,入住率比以前增加了20%以上。
长期护理险,子女笑开颜
“医养中心环境设施好,患者全天有人照看。申请了长期护理保险的话,每月3600元的护理费用还能报销65%。”74岁的张连存说,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县医院福缘居医养中心探望老伴。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老人遭受身心折磨,家庭也平添巨大压力。巨鹿县人社局副局长王振博说,为了从根本上破解一般收入家庭和贫困人口的养老难题,作为河北省唯一试点县,巨鹿2016年正式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长期护理保险坚持普惠性原则,最大限度减轻群众负担,参保职工个人缴费10元,参保居民个人缴费3元,就能获得护理保障。”王振博说。
根据《巨鹿县长期护理保险经办管理办法》,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长期卧床已达或预期达6个月以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病情基本稳定,且符合规定条件的,可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河北省无先例可循,全国也不多见。巨鹿县委书记孙保祥说,巨鹿量力而行,首先启动的是医疗专护和机构护理两项服务,2018年又增设居家护理服务,“最终目的就是让贫困家庭‘如释重负’”。
“全民缴费+财政补贴+医保统筹基金+福彩公益金补助+社会捐助”是这项保险的筹资机制。费用报销不设起付线;参保人员在接受护理期间发生的合规医疗护理费用,按照相应标准报销65%;居家护理服务报销比例为85%……一项项算在账上,暖在心里。
针对贫困人口,巨鹿县实行“100+0+0”保障措施,即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脱贫但仍享受政策的人员,100%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范围,参保费用个人零支付,报销后自付部分个人零负担,彻底解决贫困失能人员的医护问题。
2019年,巨鹿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医养护理机构达到15家,实现了县、乡、村全覆盖。截至7月底,全县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达37.9万人,其中1755名失能老人正在接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
护理服务迈向精细化
真带劲!”在巨鹿县小吕寨镇养护中心,10多位轻度失能老人围坐在一起,欣赏着冯洪祺院长刚从网上下载的戏曲。
“原先,因为怕担不孝的名声,有村民宁肯让老人在家受罪,也不愿送来我们这里。”冯洪祺说,渐渐地,很多人看到中心硬件环境好,护理水平高,而且邻近镇卫生院,才放心为家里老人申请入住。“现在25张床位已经满了,还有些人在排号等待。”
民营医院巨鹿县健民医院的养护中心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李立华院长回忆:“几年前,我们也在亏损。等到附近老人一点点认识到养护中心水平过得去,愿意住进来了,我们的人均经营成本下降,经营状况才逐年好转。”
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避免了医院“挂床”现象。巨鹿县医院医养中心主任田月芬说,中心被确定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机构后,床位使用率明显提高,现在床位已增至90张,仍然供不应求。
王振博说,科学的长期护理缓解了失能人员的病情,使得原来用于该群体的医保基金支出大幅节约,也提高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
为确保持续发展,巨鹿县按照 “政府主导、事务共办、风险共担、费率浮动、年度考核”的原则,以“共保联办”的方式,委托中国人保财险巨鹿支公司参与经办长期护理保险业务多个环节,大大提高基金效能。
同时,巨鹿县还开发了居家护理管理系统和移动App监控软件,远程视频直播、图像打卡等高效监管方式成为可能,初步形成了全流程闭环式管理运营体系。
孙保祥表示,为实现“让入住老人有尊严、子女家属有尊严、工作人员有尊严”的目标,巨鹿将进一步完善医养结合基础,使全县照护型床位达5000张以上,适时再提高报销比例,增加更多护理项目,最大限度为失能老人家庭减负,让失能老人的夕阳同样灿烂。
半月调查
千亿电价附加收费,清理待何时
“这次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下调一半,可惜腾出的电费降价空间先匀给一般工商户,我们工业企业没沾上光。”谈起7月1日起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下调一事,内蒙古鲁阳节能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有些失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清理电价附加收费,降低制造业用电成本。对于诸多工业企业来说,这是重大利好,因为它们用电量巨大,电价附加收费不是小数目。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收费何时才能真正清理?
“过去没留意,一算真不少”
过去几年,国家大力推动清理、降低涉企收费,电力附加费并非全然例外。2017年5月,征收53年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得以取消,按当时全国售电量计算,一年可节约全社会用电成本300多亿元;3次下调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水库移民扶持基金也下调25%,每次下调都能为企业节约数十亿元左右的成本。
一些电力企业负责人及专家认为,前期的清费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目前国内随电费征收的附加收费仍然较多,两大特征依然未变:
——附加收费征收总额大,在工业企业用电成本中占比居高不下。
“过去没留意,一算真不少。”内蒙古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拿出7月下旬交的电费单,一项项算起了账:6月24日至7月25日,该公司共交电费828.73万元,其中附加费用就占了80.15万元。
总体来看,工业企业用电多,电价附加收费带来的成本压力更大。一家硅材料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说,硅材料耗电量大,电费占生产成本的1/3,公司一年用电近6亿千瓦时,每年缴纳相关基金约2500万元。相比之下,2017年和2018年,公司的利润分别只有1500万元和2000多万元。
——社会用电量连年增长,电价附加收费总额水涨船高。
长期研究电价政策的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叶泽说,过去20多年里,我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社会用电量大幅增长。比如,2010年全国的用电量为4.19万亿千瓦时,2018年已增至6.84万亿千瓦时,企业缴纳的电价附加费总额也由500多亿元增长到1800多亿元。
期限说延就延,到期改名续征
让企业抱怨连连的电价附加费,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一是征收项目过多,且时间过长、范围过广。
随电价征收一定费用支持电力事业发展,本是国际通行做法。不过,国外一般针对特殊主题征收,征收额度小且时间短,范围也相对较窄。据中国电科院原副总工程师蔡国雄等专家介绍,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电价附加收费项目偏多。目前仍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中央和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农网还贷基金、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4项。
在上述项目中,有的项目征收时间过长,如2001年1月1日起征收的农网还贷资金原定暂收期限为5年,随后却一再延期,至今仍在征收;出于特殊筹款目的增收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征收18年方停征,停征同年马上又开征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此外,各项目征收范围往往覆盖全国或绝大部分省区市,也嫌过广。
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过去我国发展水平低、财力弱,在特定阶段征收相关费用,对缓解财政开支压力、支持重大工程建设、推动产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国家财力增强,相关附加收费实际上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理应及早退场,为何“一征就停不下来”,甚至“走一个又来一个”?
二是附加费征收与使用缺乏透明度,相关政策制定执行存在随意性,有失公平。
一些用电、供电企业负责人和专家说,电价附加收费属行政性收费,每年收缴上千亿元,但多年来各地都不曾公布过缴费主体、缴费金额、资金具体投向,容易成为缺乏监管的“糊涂账”,也有悖于电力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同时,由于行政性收费强制性不够,用电企业在缴费与否的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一家省级电力公司的部门负责人说,电价附加收费一向由电力公司代收,但其缺乏有力的催收手段,一些联网自备电厂往往拖欠,欠账越积越多,去年底的拖欠总额已达19亿元。
内蒙古电力公司的一位部门负责人说,按照现行政策,缴纳相关附加收费是用电主体必须履行的义务,不缴就属于逃避社会责任,也形成与缴费企业不平等竞争的局面。
平衡收支稳步清理,加快推进电价改革
一些用电供电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认为,落实清理电价附加费,需要从多个方面统筹推进。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侯玉函说,电价附加费征收多年,金额不小,许多欠发达地区财力有限,为保障收支,已经对其形成一定程度的依赖,清理过快会加剧财政压力,需与电力市场化改革统筹推进,这是各地改革需要首先考虑的基本原则。
专家表示,应加快费改税步伐,提升附加费征收使用的透明度。确有需求的附加收费,最好以税收形式征收。行政性收费仅凭一纸通知,往往失之随意,征税则必须严格按程序办事,更加规范,拖欠现象也有望得到依法惩治。例如,新能源发展基金就可纳入环境税。
与此同时,要重新梳理每项收费的用途和使命,结合当前情况重新处置,所腾出的空间尽量不再安排新项目“补位”,以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今年12月31日,原定的重大水利建设基金征收就将到期,建议按照原定征收办法,按期取消此项收费。
另外,当前农村电网管理体制已经发生变化,多已统一纳入省级电网企业,与城市电网一体化发展,不少地区设施水平也有较大提升。鉴于以上形势,应结合各省农网改造进展和还贷模式,逐步停征农网还贷基金。
部分企业负责人和专家指出,国外的电力供应遵循市场化逻辑,价格由供求决定。相比之下,国内电价定价机制的行政色彩依然较浓,政府偏好简单以征收附加费方式作为填补成本缺口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加快电价改革、形成市场化定价机制是破解电价附加费问题的最佳出路。
中国电科院原副总工程师蔡国雄说,实行阶梯电价、峰谷差别化电价,乃至试行电力期货、现货交易,均可让电价更真实地反映发电成本变化和供求关系波动,也可将环保因素充分纳入考量,既可激发电力市场活力,又可促进企业节能节支,还可带动与之相关的智能电网、储能等新兴产业发展。
半月世界
4 遏制中国,美国打了哪些“组合牌”
中美两国围绕贸易争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已经僵持一年有余,而且前景依然坎坷。综合来看,美国挑起贸易战只是其遏制中国大棋局的第一步。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以鹰派为主导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择手段打压、围堵,针对中国打出了一系列“组合牌”。
经贸牌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此前历届政府基本坚持了对华建设性接触战略。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连续对外发布了《国家战略安全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报告》,并于今年6月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以所谓的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幌子,确定了在各个领域对华开展遏制和打压的“路线图”。
贸易战是这套组合牌的开局。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分歧。但美方枉顾中方诚意,多次出尔反尔,企图通过极限施压压服中国。
去年3月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两国代表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在去年5月,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单方面撕毁达成的协议,从贸易不平衡问题向所谓的“结构性”问题转变,对华极限施压,先后对高达5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和10%的关税,使磋商一度陷入停顿。
去年12月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会晤,达成共识,但在后续谈判中,美方污称中国在谈判上“开倒车”,推卸责任,出尔反尔的旧病复发。
尽管在今年6月的G20峰会后,中美同意重启磋商,但可以肯定,今后的磋商进程仍不平坦。
就在近期,美国再次升级对华经贸摩擦,宣称将提高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并“要求美国企业离开中国”。美国不会轻易放弃这张经贸牌,即便有朝一日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的秉性,对协议的完整履行仍是潜在的威胁。
科技牌
在打经贸牌的同时,美国在科技领域开辟了另一个战场。
美国政府依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例》,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2018年挑起贸易战以来更是加大了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力度。对福建晋华半导体公司进行限制;宣布将华为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禁止美国公司将核心部件和技术出售给华为;出台对关键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管制框架,尤其在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先进领域的限制……
美国这些举动,既反映了其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日新月异发展的恐惧,也反映了美国的病态心理。美国此举表面上冲着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制造2025》,美国认定《中国制造2025》将对其高科技的未来发展构成重大威胁和挑战。可以预计,未来很长时期,高科技领域主导权的较量将是中美竞争的重点。
舆论牌
美国利用掌控媒体话语权的优势,在其他西方媒体的配合下,在所谓贸易不平衡、“偷窃”知识产权、强制性市场换技术、美国“吃亏论”等方面,连篇累牍地对中国竭尽诬蔑之能事,将美国当前面临的与经济关联的所有问题都甩锅中国,污称中国在政治上是威权主义、在经济上是重商主义、在地缘政治上是扩张主义,说中国占尽了美国便宜,让美国不断吃亏。
美国一些智库为迎合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捕风捉影地罗列孔子学院、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甚至包括华人华侨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的种种“罪状”。从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到彭斯2018年10月份在哈德森研究所的讲话,从2018年12月“民主研究国际论坛”的“锐实力”报告到亚洲协会的《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都提到中国政府采取欺骗手段,运用国家力量来企图达到影响和改变美国立场的目的。
南海、台湾及香港牌
特朗普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或明或暗地插手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南海军事活动态势的强度有增无减,“航行自由行动”的力度、空中抵近侦察的频率都超出以往。
2018年以来,美国频频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特朗普政府公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暗中支持蔡英文政府的“台独”政策,大幅提高了对台军售数量和规格,且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案》和《台湾保证法》,实质性提升美台关系。
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双边关系处于低谷的大背景下,香港亦成为美国围堵中国的一张牌。尤其近期香港因拟议修订《逃犯条例》而触发反对派和“港独”分子抗议的事件,也为美国深度染指香港事务提供了机会。而且,美国近期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力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一些美国高官与港独分子黎智英、陈方安生和李柱铭等会面,美国等西方间谍混迹于抗议人群中煽动民众暴力抗法,攻击中国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
审时度势,沉着应对
面对美国“组合牌”,我们必须研究战略、策略,打一场有准备之仗。
首先,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确定美方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推行以遏制为主的对华战略后,有针对性地调整各项应对措施,做好长期坚决斗争的准备。
其次,保持对话渠道畅通,有效管控分歧,尽可能斗而不破,把握住基本底线。尽最大努力维护中美关系,抱着最大的诚意与美方开展谈判磋商,并坚持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达成双方均可以接受的协议。谈,大门打开;打,奉陪到底。
再次,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不靠任何人的恩赐,靠的是自身不懈努力,靠的是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地缘政治矛盾凸显。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从劳动力、生产要素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迈进。在美国对中国加强遏制的情况下,更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推动自身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继续努力。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把农村“小微权力”装进“笼子”
怕上级打击报复,不敢监督;怕下级民主评议,不愿监督;怕同级乡里乡亲议论,不便监督。农村干部的“三怕三不”意识,一度让农村“微腐败”并不鲜见。为打通农村监督执纪的“最后一公里”,广东肇庆市纪委探索扎紧织密制度笼子,使村(居)两委“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一柜两锁三签名”管住公章
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水边社区最早试行村小组公章集中管理。8年前,莫根培当选水边社区主任时,社区内31个村小组的公章还在村小组组长手里。
有的村小组到分红时才发现,村集体账上的钱被挪用了,有的村集体用地发包时,租金被压得很低,原因是一些村组干部任性用权、乱盖公章。还有的村组长换届时不交公章、日常生活中丢失公章。于是,莫根培和党支部委员商量决定,在社区办公室建立专门的公章柜,村小组的公章实行统一管理。
公章柜有两把锁,一把外锁,由社区办公室专人看管,一把内锁,由村小组组长掌管。用公章需要填写“使用情况登记簿”,由审批人(党支部书记)、审核人(专柜保管员)、经办人(村小组组长)三方签字之后,方可使用。
今年5月,高要区进一步升级制度,推行“一柜两锁三签名”公章使用监督制度。目前,高要区17个镇街近3500个村小组,村(居)组公章的集中监管使用率已达98%。莫根培说:“90%的干群矛盾得到化解,公章管理是最大的功劳。”
“村资产网上交易”堵住暗箱
2018年3月,养殖户黄乙玲用手机操作,拍得金渡镇一个鱼塘的承包租赁权,成为肇庆市首宗村集体资产网上竞价交易的“吃螃蟹者”。他说,这个办法好,“谁投了多少钱,大家清清楚楚”。
金渡镇农村集体资源资产交易中心主任梁杰雄说,以前搞土地、鱼塘发包,要带着现金到现场竞标,还要请公安干警帮忙维持秩序“镇场子”,“但也不能100%防止围标、串标”。
高要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察委主任庞德强说,当前,规范农村集体资产交易非常迫切。创建网上交易平台,推行农村集体资产网上竞价交易,既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项举措,也是预防农村基层腐败的有力抓手。
梁杰雄说,网上竞价交易有独特的反腐优势: 一是交易的关键环节由系统自动处理,避免了人工操作可能出现的信息泄露;二是竞标者各自竞价,有效避免了农村黑恶势力串标、围标和暗箱操作;三是竞投过程实现了“零现金”交易,避免了资金被截留挪用或公款私存。
最关键的是,区、镇两级对集体资产发包项目、日期、年限、租金收取方式和金额进行监督,发包过程在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播放,群众可以通过电子设备监督整个交易过程。
“村级纪检监察岗”看住公权
肇庆市鼎湖区纪委探索监察职能向镇村延伸,建立起镇街监察组和村(社区)纪检监察岗,开发了用手机扫一扫就能举报的监察监督APP。
鼎湖区凤凰镇纪委书记、监察组组长黄燕芳说,监察员每周至少到村1到2次,重点就村集体“三资”处置、三农政策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等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并要求纠正,规范村级权力运行。
2018年底,莲花镇古遗村监察岗组长莫志坚参加古遗村委会总祠堂建设的会议时,发现村两委干部及村监委人员严重缺乏工程实施经验,涉及200万元的工程招投标方式也不规范,存在风险隐患。
莫志坚向镇纪委汇报了有关情况。镇纪委及时约谈古遗村,古遗村接受了镇纪委的意见,聘请了专业招投标公司,今年5月在肇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了招投标,全程公开透明。
今年,肇庆市纪委在全市推广“一柜两锁三签名”公章使用监督制度和设立村级纪检监察岗,让广大群众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获得感。
桂城街道龙一社区支部书记、主任何永泉说:“做基层工作,关键靠群众的口碑。监察提高了村干部的公信力。”
教育改革进行时
6 学生很“佛系”,教书像暗恋?
老师和学生,本是一对亲密的矛盾体。随着“00后”走进大学,不少教师发现以往传统教学方法变得越来越“失灵”,师生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疏离。学习面前,学生经常“不感冒”,老师则感觉力不从心,甚至出现本领恐慌。受访师生建议,应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充分发挥网络阵地作用,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青年学生的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老师很卖力,学生很淡定”
“这个问题有同学来回答一下吗?”老师微笑着在教室里扫视了一圈,眼神里流露出期盼。
台下同学有的停下手里的笔,有的继续刷手机,有的则抬起头,又迅速把头埋下去。
“没有人吗?答对了可以加平时分。”老师依然微笑,气氛却同样凝固。
后来,老师点了两个前排的同学回答……
这一幕,在不少高校课堂上演。“问个问题都要这么小心翼翼,如果没有同学回答,自己会很没面子,但后来也就习惯了。”这位老师告诉半月谈记者,课堂上安安静静不吵不闹,不举手发言,不举手提问,无论考试分数高低都不为所动,“现在的学生,我看不懂”。
“我们组织一些活动,为了激励学生参加,说能加实践分,学生说‘无所谓’;说能给奖学金,学生说‘不缺钱’;说可以当学生干部,学生表示‘不想干’。总是这样碰壁,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苏阳(化名)是东北一所高校的“80后”辅导员,近几年,她感觉学生工作越来越难做了。
半月谈记者发现,像苏阳一样发愁的高校教师、辅导员不在少数。如何调动学生积极性、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日常管理面临的重要教育课题。
东北林业大学学工部学生助理王亚一说,如今的青年学生比较有个性,总是想到自己多一些,首先考虑“这件事能给我什么”,对一些学校组织的教育活动“不在乎”,不再是“老师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以往谈话、讲座等教育方式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
一些老师无奈表示,“学生越来越不愿意听我们说话了,讲的内容稍微一升华,就觉得和自己没关系”。很多学生会在微信、微博上屏蔽老师,这也让老师越来越get不到他们的兴趣点,越来越搞不懂学生,离学生越来越远了。
与此同时,一位受访学生认为,师生之间的相处时间一般只有几节课,再加上知识储备不对等、生活空间零重合等因素,师生之间互不了解不可避免。
“老师带学生,如同一场盛大的‘暗恋’,做的很多工作到头来只是感动了自己,学生怎么也不能心动。”北京一所高校教师表示,当前学生对老师的“冷漠”与“教学分离”值得注意。
师生“疏离”折射教育短板
受访师生认为,师生“疏离”凸显了当前学生工作在师资、方式方法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黑龙江一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介绍,目前学校本科生有2万名,从去年开始,学校公开招聘了10多名思政教师,思政课专职教师已经达到37名,但是远不及1∶350的师生比规定,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质量也参差不齐。“有的老师一天要上8节课,还有的一年多达800多学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高校辅导员的师生比应为1∶200,但是很多学校都达不到要求,需要学生兼职。“有些学院一个老师带300个学生,常常力不从心、顾此失彼。”一名高校辅导员说,师资力量不足,是高校学生工作最突出的短板之一。
对学生而言,教学质量不高,是影响学生积极性的一个方面。一项调查发现,考试把关不严、课堂纪律散漫被认为是“水课”的两大特点,其他还有:给分普遍高、课程内容没有核心和难度、不点名、教学课件一直不更新等。89.7%的受访本科生赞成淘汰大学“水课”。
一些受访学生说,目前有的课说教味太重,老师讲的内容重复度高,对自己有启发性的东西不多,感觉“和老师彼此不来电”,因此经常有逃课现象发生。有的学生直言,选上一些课不是因为感兴趣,而是为了获得学分顺利毕业。同样,学校组织的不少活动宽泛无趣,只为凑人数,所以愿意参加的人不多。
东北林业大学党委学工部部长、学生处处长王春海说,现在大学生基本都是“95后”“00后”,他们善于利用网络平台获取信息,同时习惯用网络平台发表观点、解决问题。由于网络传播速度快、内容繁杂、互动性强,学生们很容易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这将思想教育的作用大大抵消,给学生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与时俱进,筑牢青年学生思想根基
受访师生建议,要进一步巩固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创新教育方式方法,深挖网络平台潜力,畅通学生表达途径,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师资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奉臻介绍,目前学校已将思政课教师的招聘条件从“985博士”放开到“985硕士”,但依然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她建议,加快高校思政专业学生培养,补充高校思政教师队伍,加强思政教学队伍建设,指导教师提高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克服本领恐慌。
受访师生认为,只有了解学生关注点、兴趣点,才能走进学生的心里。要加强研究青年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等,与时俱进,创新推出短平快、深新实的有效方式。同时注重校内与校外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带领学生走进乡村、企业,实现全方位育人。
“学生干部具有很好的表达力和影响力,这些学生一旦被非主流价值观影响,会波及更多学生。”王春海说,要善于抓住青年学生中的关键少数,注重骨干学生的培养,充分发挥同辈的引领、示范作用。
此外,互联网是当前学生思政工作面临的最大变量。业内人士指出,要把这一变量变成增量,深度开发网络思政课,搭建网络育人平台,选择在学生关注度高的时间段进行推送。例如,通过学生社团、学生组织等的自媒体公众号,增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贴近性、互动性和实效性。
解码城市
7 大庆之年话大庆
国庆70周年前夕,半月谈记者再访大庆时发现,在无数的光环映衬之下,除了石油这个仍然醒目的符号,这座城市有了更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名片。日渐完整的汽车产业,便是其中之一。
一场30亿的“赌局”
石油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在经历了长期、高强度的开发之后,储量递减是不可逆转的规律。
与国内外许多资源型城市一样,随着原油产量持续调减、价格波动,大庆市财政收入下降,各项事业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谋求产业结构转型,成为大庆发展的首要课题。转型的路怎么走?对大庆而言,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敢想敢拼,是铁人留给这座城市的精神特质。
10年前,大庆市从零开始涉足汽车制造业。这场投资30亿元、但并不为外界看好的“赌局”,10年后带来了每年300多亿元产值的丰厚收益。
2009年,我国汽车工业继续高歌猛进。这一年,吉利控股集团决意收购世界知名汽车品牌沃尔沃,并寻求与全国多个城市的合作。
大庆国家高新区汽车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刘忠旭参与了引进沃尔沃项目的全过程。用他的话说,摆在当时城市决策者面前的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拿出30亿元资金引进沃尔沃项目,可能换来城市向高端汽车制造业发展的契机,也可能赔得血本无归。
经过反复论证,大庆人觉得这个冒险是值得的。
“当时顶着巨大压力。尤其是2014年开始投产时一年只有3000辆的产量,外界质疑声很大。”刘忠旭说,“我们坚定信心,度过了那段最难的时光。”
2018年,沃尔沃大庆基地生产汽车5.3万辆,出口1.35万辆,销往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产值346亿元,税收17亿元。
汽车产业的集聚和扩散效应逐步显现。目前,大庆有整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7家,其中乘用车企业1家、专用车企业3家、零部件企业3家,一批物流和服务企业应运而生。
再创业从政府内部开始
新一代大庆人构建汽车产业体系,最难的不仅仅是资金、技术、人才的缺乏,更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对于这座传统的工业城市,大庆当地一些人称其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能否转变传统的计划思维,与汽车工业时代相适应,事关转型成败。
改革、再创业从政府内部开始。大庆高新区设立了4个产业局,其中之一便是汽车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刘忠旭告诉半月谈记者,从前期的产业规划到后期的服务,中心实行的是纵向的“一条龙”模式。“打破束缚产业发展的条条框框,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刘忠旭还记得,当沃尔沃首批量产车下线后,需要进行路试。但对于这座从来没有汽车产业的城市,临时牌照的办理、路试方式的选择成了难题。没有先例,交通部门不知如何才能合法合规。
“我和市交警大队的同志一起专门跑了一趟长春,看看人家是怎么处理的。”刘忠旭说,最终通过划分专门的路试线路、签订责任书等方式,解决了企业的路试难题。
大庆延锋安道拓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汽车配套生产企业。公司生产负责人高斌说,2014年企业刚开始建设时面临很多困难。“东北施工期只有半年,政府主动上门帮我们想办法缩短建设工期,还有专人帮助我们跑各类行政审批,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刘忠旭自称是大庆汽车企业的“首席服务官”。每周他都会与沃尔沃企业负责人开例会,互相交换表格,企业的表格上写着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他的表格上则写着需要企业配合做的工作。
汽车制造业是人才密集型产业,如何引来和留住高端人才,是摆在政府和企业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为此,大庆市专门准备出两栋公寓,规定符合条件的人才5年内可免费居住,在大庆工作满5年后免费获得一套。
“来大庆之前,我也有过顾虑。但来了之后,看到了这座城市实现转型发展的迫切愿望和务实做法,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高斌说。
产业集群迈向千亿
经过8年发展,汽车产业已成为拉动大庆市地方经济增长、带动城乡就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被列入大庆市转型发展“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
与此同时,以汽车为媒,一些特色产业也在大庆逐渐落地开花。
2019年8月24日,花式摩托极限世界锦标赛在大庆赛车小镇开赛。该项比赛是经国际摩托运动联合会批准举办的国际A级赛事,比赛为期2天,共有来自7个国家的11名选手参赛,均是全球摩托车运动的顶尖高手。
这项比赛,已经是大庆市赛车小镇今年承办的第12场赛事。
在占地面积5平方公里的赛车小镇里,赛道、新车及二手车交易中心、加油站、汽车旅馆等设施一应俱全,具有涂鸦艺术风格的建筑墙面格外显眼。
赛车小镇负责人朱富介绍,小镇前期投资60亿元,是集休闲度假、体育竞技、全民运动、汽车后市场服务、商贸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项目。“明年计划举办80场左右国内外赛事,预计观众300万人次。”
赛车小镇是大庆汽车制造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大庆高新区的一份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中,描绘了大庆未来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通过8年努力,使大庆汽车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沃尔沃乘用车加速增型扩产,配套零部件集群全面形成,新能源汽车、专用车规模化发展,动力电池、驱动电机、智能网联等关键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充电基础设施、储能设施初步完成布局,市场服务业态不断丰富。
中国北方高端汽车制造基地、中国高寒地区新能源汽车示范基地和中国石油化工专用车制造基地——在这份规划中,大庆未来汽车产业的定位清晰。
大庆市计划,到2025年沃尔沃乘用车年产量达到15万辆,新能源汽车、专用车、智能汽车产量达到5万辆,零部件企业数量达到40至50家,汽车企业总数达到100家,年销售收入实现1000亿元。
时政·财经
8 5G时代来临,东北的新机遇?
5G新技术正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汽车、教育、医疗等领域逐渐融合,为各方面带来新变革。在5G时代即将到来之时,东北如何抓住这一契机,让5G成为东北振兴的突破口?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上,半月谈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人士寻找答案。
5G助力智慧体育产业发展
在博览会现场,中国联通展示了5G技术为冰雪运动带来的新变化。半月谈记者在观看一场冰球比赛时发现,观众可以点击屏幕上场馆的任意角落进行观赛,也可以对喜欢的运动员跟踪观赛。
除了观看比赛,观众还可以通过5G+VR亲自体验高山滑雪的乐趣。虽然VR滑雪不是新技术,但5G的低时延让体验者有更加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在竞技体育领域,5G技术同样可以发挥更多作用。半月谈记者在长春博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展位看到,花样滑冰场地的监控视频中,每位运动员身上的骨骼关键点以及运动轨迹均被识别,屏幕上显示出各类运动指标的统计信息。
该公司董事长张立华说,通过5G实时传送,人工智能辅助训练系统就能对运动员的动作、运动轨迹、位置姿态等进行智能行为分析,实现对运动员比赛或训练的全过程、全方位数字化掌控,进而提升科学化训练水平。
受访人士认为,作为拥有得天独厚冰雪资源的大省,吉林省可以抓住5G+体育这一契机,响应冬奥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大力发展智慧冰雪产业。
5G为传统农业带来新变革
“这5G咋能让我的苞米种得更好,卖得更好呢?”吉林四平农民孙春祥走到“智慧农场”板块前问道。
“简单来说,5G就是更快的互联网,更精准的大数据分析。”吉林省侨梦苑展区项目部部长张思明说,利用5G技术,可以实现农业管理智能化,还能依托物联网技术实现种植智能化,改变人工种植农作物传统,利用智能机械实现播种,提高产量和质量。
华为展位的高效计算展台展示了如何利用5G技术对养殖系统进行全方位监控和监管。每一块猪肉都有“身份证”,从生猪到猪肉的全过程都有据可查;系统实现数据的高效传输和共享,养殖场、运输车辆、屠宰场等信息实时上报,避免生猪疫情可能产生的恶性后果,保障食品安全。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布局5G智慧农业试验区。专家认为,作为农业大省,吉林省连续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700亿斤以上。在5G+智慧农业的蓝海中,吉林可抓住机遇,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管理和销售模式,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
5G赋予汽车产业更多“硬核技术”
5G的到来还将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新机遇,特别是为汽车产业带来更多“硬核技术”。
在东北亚博览会现场,一些参展商以“5G+汽车智慧”为主题,展示了5G、AR/VR、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机器人及车联网等前沿技术,包括形象逼真的虚拟数字展示、身临其境的虚拟驾驶体验、高度还原的全息三维展示技术等。
一汽集团展区展示了5G技术在自动驾驶、汽车网联方面的应用。例如,一汽与一些企业合作开发了大数据智能分析与数据还原平台,红旗车联网数据已接入该平台,实现对智能网联车、新能源汽车大数据的管理、分析等。
当驾驶员行驶时,每时每刻都会产生数据,5G技术将实时传回进行数据处理。通过分析,可以多维度还原车况及驾驶员驾驶习惯。4S店则可针对每个驾驶员不同的驾驶习惯个性化提高保养服务,交警和保险公司也能精准判断驾驶员是否存在危险驾驶行为……
作为汽车大省,吉林省应抓住大力发展智能网联产业的时机,重点打造车联网,建设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北方)示范区,并利用5G技术传输车辆动态信息到智慧交通管理系统,完成对智能网联汽车的远程接管等测试,满足自动驾驶、智慧出行等需求。
科技·文化
9 智博会上,看见未来的模样
想象未来生活,是否一定要在科幻大片中体会?不一定,你也可以来夏天的重庆。2019年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于8月26日至29日在重庆召开,作为智能领域的全球顶级盛会,本届智博会再次为数十万观众献上一席“智能盛筵”,不仅展开了智能产业发展的壮阔长卷,更全面勾勒出智慧生活的可能样貌。
科技,接通梦幻与生活
5G全息通话、AI智能体验、MR趣味游戏……智博会上,众多科技巨头施展浑身解数,让参观者看到梦想与现实接通的样子。
——MR技术:深度体验,购物更有趣。一部看似普通的轿车模型,只需要参观者戴上一款基于MR技术(混合现实)的眼镜,就可驾着它在赛道上驰骋;一幅看似平常的帝王画像,只需要戴上MR眼镜观看,画里的人物就会“跳”起来同你互动……本次智博会上,淘宝卖吧利用MR技术,塑造更真实的购物场景,让游客边游戏、边购物。
——人工心脏:心衰患者的福音。在智博会现场,半月谈记者在重庆永仁心公司展台看到,一只字典大小的方盒子,替代了左心房,为透明的人体模型供血。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方盒子是一款人工心脏,可借助生物机械技术部分或完全替代心脏的泵血机能,维持全身血液循环。
——不扎手指,也能获得血液数据。在京东方健康展台,一款移动健康无创血液监测系统引人关注。半月谈记者将手指放入火柴盒大小的黑色检测盒中,不到1分钟,多项血液数据就出现在检测盒的显示屏上。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检测盒利用红外线反射技术读取人体血液信息,无需刺破手指。
5G,带来惊奇与改变
在智博会VIVO展区,来自重庆渝北区的张欣,体验到了5G助力下手机联网赛车游戏的“速度与激情”:“时速超过200公里了,画面也没有一丝顿卡,太细腻、太流畅了!”
今年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正式跨入5G时代。短短两个多月,运营商不仅在部分城市推出了5G套餐,5G基础设施建设也快速铺开。
专家介绍,5G最显著的特征是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通信速率提高了10倍以上,手机App、音乐等都可以“秒下”,高清视频随意切换进度也不会顿卡。
智博会上,多家厂商表示,5G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将给产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主任于施洋认为,5G产业化大体可分三步走:由于带宽和时延问题的解决,AR、VR等虚拟现实应用将率先突破;第二阶段的重点是车路协同下的智能网联汽车;第三阶段则是大规模的智能制造。
“以前的带宽和速率都受到限制,数据传输所需的时间往往比生产线操作流程还要长,‘5G+智能制造’克服了这一弊病。”重庆联通产业互联网运营中心总经理助理程骁说,未来各种生产设备在出厂时就会自带5G模组以便联结成网。
AI,展现潜能与前景
在本届智博会上,科大讯飞举办了2019人工智能行业生态峰会,能用英语、日语、法语等9个语种跟观众打招呼的虚拟主播小晴在会场上甫一亮相,便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杜兰博士向半月谈记者介绍,除了虚拟主播,他们研发的人工智能硬件还有更多“新面孔”。比如3.0版翻译机,从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到语音合成一气贯通只要0.5秒,可以在100多个国家的语言间漫游,并具备中英、中日、中韩、中俄的离线翻译功能……跨文化无障碍沟通,日益触手可及。
不止于机器翻译,AI画像、法律顾问机器人、智能门锁……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云集智博会,让人们似乎穿越到未来。
人工智能领域著名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周志华表示:“信息化之后必然是智能化,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2019年智博会,让世界看到了更多登上全球科技舞台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矫健的身影。此前发布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截至今年2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达到3438家,中国以745家位居世界第二位。从智博会出发,相信中国产业发展的巨大变革,即将诞生在你我的生活之中。
生态·健康
10 健康中国,须管好“最初一公里”
有病就去大医院,这成了很多中国人的“习惯性动作”,但专家说,这一“习惯性动作”需要系统性纠正。
今年7月,《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等文件先后颁布,对“健康中国”做出细致规定和倡导。如针对我国慢性病高发态势,“健康中国行动”提出,到2022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要得到遏制。到2030年,重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
“健康中国行动”究竟该如何落地,如何建立起与每个人的关联?半月谈邀请了王小宁、邓小虹、吴浩三位专家座谈,他们的共同观点是,“健康中国行动”要从我做起,从社区做起。要从现在的管好“最后一公里”,变成管好“最初一公里”。
吴亮(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王小宁(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秘书长)
邓小虹(国务院参事、原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妇产科学教授、主任医师)
吴浩(北京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北京市社区卫生首席专家、教授)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吴亮:与全球所有快速发展的国家一样,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健康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慢性病患病人数已居全球之首,接近美国和俄罗斯的总人口数;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导致的疾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的70%以上。慢性病高发已成为“健康中国”的最主要阻碍。这一现象背后有没有制度层面或政策设计层面的问题?
王小宁:医改30年来,过分强调政府、机构的医疗救治责任和公民享有医疗的权利,个体责任几乎被忽略,慢病可防可控的特征没有充分体现。国人对医疗的需求和要求很高,希望就医随到随看,不但要看好,最好不花多少钱,但人们在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约束和健康保障的制度设计上几乎不作为,形成“生病是个人权利,救治是政府职责”的悖论困境。
这一悖论实质是制度设计没有体现“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反映政府、社会和民众长期死抱“最后一公里的救治模式”不放,没有把关注和工作重点真正转到减少生病的人和延缓已有病程上,民众的健康意识远未唤醒。
没有民众个人健康意识的觉醒,慢病发病人数就不会下降,现行医改的道路会越走越窄,医患关系会越来越差,全民健康促进的目标难以落地,也不会有“大健康产业”的群众基础和市场。强调居民对个人健康的主体责任是实现全民健康素质提升的前提和关键。在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方案中,需要“激励性”和“强制性”的制度设计促使社会和公众参与到行动中,规划设计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初一公里”。
社区医生应成为“健康中国”第一守门人
吴亮:非常同意王小宁教授所说的,要加强健康的自我管理。管理部门也一直倡导和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挥百姓“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对居民及其家庭实行全面的、连续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不知目前推进效果如何?
邓小虹:先讲讲我的经历,我退休后把执业地点从大医院转到方庄社区医院,医院给在社区建立健康档案的女性居民发短信,告知她们来了一位妇产科主任医师,如果觉得合适可以跟我签约。结果发出8000多条短信,来签约的不到40人,一年中我接到的咨询电话不超过10个,一共看了三四次门诊,向大医院转诊了两个病人。
居民没有到社区医院首诊的意识和习惯,有病首先想到大医院挂专家号,更无从了解家庭医生的服务内容和方式,使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形同虚设。居民不到社区医院就诊的原因之一是对那里的医生不信任,可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好大夫缺少实践也会退步。社区首诊率低与基层医生诊疗水平低之间形成恶性循环,需要建立制度打破这一怪圈。
靠公共政策创新打破“僵局”
吴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文件中详细规定15项重大行动,124项主要指标,但其中所有约束性指标都针对政府机关,对个人和社会的责任指标,还是停留在“倡导性”和“预期性”层面。如何破局?
王小宁:需要靠公共政策创新打破僵局。我举一个日本的例子:200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出台法规,强制政府机关和企业给40岁至74岁的员工定期测量腰围,男性不得超过85cm,女性不得超过90cm。腰围超标者必须检查血糖、血压、血脂。超标者或认定为代谢综合征的必须在3个月内自行减肥,若减肥失败,必须接受饮食控制教育。此外,政府还对推动雇员减肥不力的地方政府或私人企业处以罚款。
通过“腰围行动”,使得“再见metabo(代谢综合征)”在日本深入人心,目前日本人口超重比例仅为3%,远远低于我国。我国此次健康中国行动中也提出了腰围标准:成人男性腰围小于85cm,女性小于80cm。但这一要求不具有强制性,仅为“倡导”,没有明确需要控制腰围的目标群体,很难真正落地。
在我国,控制成人腰围可以说是遏制慢性病发病率的“牛鼻子”对策。军队实施军人身体质量指数(BMI)和体能达标与晋升机会挂钩的管制条例后,迅速扭转“将军肚”现象,军人体能素质和作战能力全面提升。这一经验值得“健康中国行动”借鉴,建议在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全员推行“腰围行动”,预期在短期内就可使慢病发病率进入下行拐角。
我还建议在医药卫生“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加上“每个公民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有关论述,强化公民自身健康促进的法律责任,也为制定相应法规制度提供上位法依据,为健康中国“最初一公里”提供法律依据。
吴浩:让社区医生成为居民健康的“第一守门人”,不能仅仅停留在“鼓励居民与家庭医生签约”上,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推行“社区强制首诊”,除急重症,其他疾病必须由家庭医生转诊至大医院相关专科。强制首诊才能真正落实分级诊疗,才能让家庭医生真正了解自己的辖区居民,才能真正建立医患关系的“熟人模式”。综合考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实际能力和基层全科医生的专业素养,建议“社区强制首诊”政策先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和部分基层社区卫生机构实力较强的二线城市展开。
能否推进“医保”变“健保”?
邓小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现在已经成了医疗服务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政策导向性很强,如果规定居民不经基层卫生机构转诊自行到大医院就诊,医保无法报销,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一直倡议“医保”变“健保”,鼓励家庭医生做好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工作,让居民少生病、不生病。在家庭医生完成保障居民健康工作任务前提下,把结余费用作为他们的绩效奖励,有助于提高基层工作者主动开展疾病预防工作、控制不合理医疗成本的积极性。可规定居民与家庭医生一年一签约,如果某医生技术水平不提升,服务态度不好,收费贵,那第二年居民就不选他了,让居民用脚投票。同时,卫生部门对家庭医生监督考核。
吴浩:“医保”要变“健保”,可采取类似车险的制度设计,将健康管理得差、经常使用医保的居民和健康管理得好、不经常使用医保的居民区分对待,鼓励好的,鞭策不好的。采用积分制,居民如果自我健康管理得好,节省医疗费用开支,那么居民也可“分一杯羹”。如第二年报销起付线降低,或提高报销比例,或原本不在医保报销目录中的耗材或药品也可报销,或省下的钱可以给其他家庭成员使用。
王小宁:同意这一观点,建立类似汽车保险中“少出险,少缴费”的激励措施,实现“小病少报销,大病多保障,不病有奖励”,鼓励居民加强自身健康管理。这样的制度设计还可杜绝民众提前消费医保账户资金,杜绝“套保”“骗保”现象,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益。另外,商业健康保险在产业链布局上具有资源配置优势,最具有保障投保人少生病、生小病的动力,以及汇聚最新健康理念、技术和资本的能力。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激励,鼓励商业保险开发健康促进的险种,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维护居民健康权益。
民生·社会
11 扫黄净网,岂容“魔高一丈”
轻松搭起非法手机直播平台,暗中安排主播在平台上进行色情表演,吸引60余万名网民付费观看……随着网络直播市场的迅猛发展,色情直播传播手段不断花样翻新,犯罪团伙的组织能力与技术水平让人有“魔高一丈”之叹。只是,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扫黄净网,岂容“魔高一丈”?
假扮“粉丝”,民警花了几万元
“砰!”随着一声撞门声,一众办案民警冲进了一间出租屋。外面晴天白日,屋内却拉着厚厚的窗帘,卧室的梳妆台上放着一部手机支架,上面架了七八部手机,每一部连通一个直播平台,一男一女正面对这七八部手机进行着色情表演。这是甘肃省天水警方破获一起涉黄直播案件后前往抓捕时目睹的一幕。
2019年2月底,甘肃省公安厅发现一个名叫“小宝贝”的网络直播平台涉嫌色情直播,天水市公安局秦州分局受命成立专案组负责侦查此案,专案代号“2·22”。
警方初步侦查发现,“小宝贝”直播平台除了必须付费才能观看,基本设置与一般直播平台无异,在直播间里,观众同样要不断给主播馈赠礼物,只是,当礼物达到一定价值后,观众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或QQ,在单独视频聊天中要求主播做出“特定动作”,甚至可将其约出来进行“线下服务”。
警方迅速安排了10台电脑,由民警伪装成用户登录该平台直接搜集证据。为了取证,专案组民警一个月时间里打赏主播花了几万元。“我们的投入是值得的,大量淫秽直播的证据被我们以截屏录屏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天水市公安局秦州分局副局长杨振华说。
经过艰苦努力,警方渐渐摸清了这个色情直播App背后涉及3000多名主播“小姐”,人员分布遍及我国除西藏之外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庞大色情产业链。截至4月8日平台被打掉时,该直播平台日均资金流水可达上百万元。“人气旺的主播一晚收入过万元,越来越多的女主播因此走上不归路。”办案民警说。
团伙新架构,犯罪新手段
公安部门破获的案件显示,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网络色情直播背后的控制团伙日益呈现出公司化、组织化的趋势,构架越来越严密、掌握的科技手段也越来越先进,而且开始出现互联网行业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身影。
——构架渐趋复杂,主脑隐身境外。天水警方在破获“2·22”专案时发现,该团伙架构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出资者;第二层级是技术维护团队;第三层级由“家族长”组成,与主播保持日常联系,负责安排分成及招募;第四层级才是平台女主播。
其中,出资者作为色情直播的管理者,常年游走于境外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极少踏足国内。出资者之间每日保持密切电话联系,一旦有人超过12小时联系不上,其余出资人会立即销毁相关服务器内所有后台资料。
“家族长”则如同“鸡头”,名义上是女主播的经纪人,直接组织女主播参与直播,负责代其与平台沟通及谈判,一旦发现有利可图的新平台,会带领手下的女主播整体转移过去。
——由普通犯罪向高技术犯罪演变。多地警方介绍,网络色情直播的技术团队前几年还是草台班子,多由一些网络技术三脚猫组成,常出现平台不流畅掉粉的“事故”。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湖北及甘肃破获的多起特大跨境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则表明,犯罪分子已经“鸟枪换炮”。
拿“2·22”专案来说,犯罪团伙组建的技术团队有自主研发App能力,攻克稳定性、CPU占用率、响应速度等技术难题都不在话下,尤其是精于App美颜功能开发,企图以之遮盖女主播的容貌瑕疵,令东施变西施,引诱更多观众进入直播间。
——由应用商店转到“隐蔽战线”。过去打开一些不良网页,种种刺激图片扑面而来,监管打击也易于直捣黄龙。如今,许多网络色情平台选择隐身于网购类、教育类APP背后,甚至以“租人”“拼房”等主题的网络交易平台为幌子,让扫黄打非干警感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向躲在网络迷雾中的不法分子亮剑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层出不穷的互联网娱乐“风口”,一方面给色情直播提供了借“壳”之道,另一方面也为其逃避打击带来了可乘之机。警方表示,现阶段扫黄净网面临的最大障碍,即是互联网平台身份的虚拟性与匿名性带来的犯罪手段的隐蔽性与欺骗性。
“2·22”专案警方起初很容易就查找到了平台服务器注册人的信息,本想来个“顺藤摸瓜”,可警方顺着“藤”摸过去才发现,注册人居然是黑龙江一位在工地上打工的农民,连服务器是啥都不知道……原因很简单,犯罪分子盗用了他的身份信息。
天水市公安局网络案件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杨小虎说,色情直播平台控制团伙的骨干均使用非本人身份凭证“四件套”(身份证、手机、银行卡、U盾)进行伪装,并且定期更换“马甲”。
扫黄净网当从何处发力?许多一线干警向半月谈记者提出了恳切建议。
首先,网络应用实名制要尽快落到实处。当前大部分APP应用准入门槛过低,仅仅使用手机号注册就能使用,这就使得移动互联网虚假信息充斥,给扫黄净网带来繁重的排查压力。
第二,物联网卡的管理不能成为“灰色地带”,亟待加强。警方在侦查网络色情直播案件过程中,曾试图通过网络流量信号锁定嫌疑人,但最后查到的结果都是“XX公司”。深究之下发现,很多主播为了逃避打击,通过物联网卡来获取网络流量。而目前物联网卡归属于企业名下而非个人,容易被不法分子拿去干违法的勾当而无从追究。
第三,银行卡非法挪用参与犯罪时,法律责任如何界定亟需明确。在“2·22”专案中,涉案资金流在十多个层级的账户之间来回滚动,很多账户的实际拥有者并不知情。资金的频繁转移,让警方无法确定涉案金额,同时很难锁定嫌疑人。“银行卡的非法挪用法律责任由谁承担,必须明确。”杨振华说。
最后,第三方支付的使用需要加强监管。堵住非法所得变现渠道,才能有效减少犯罪。目前第三方支付绑定银行卡的操作属于无差别的简易措施,固然便民,但容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专家建议,此方面监管应进一步提出细化措施,必要时可以事前动机审核和事后及时冻结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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