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对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具体部署，为加强和改善乡村治理擘画了清晰的路线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意见》紧扣乡村治理面临的难题，作出了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提出总体要求：“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针对基层治理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舆论界、学界近年来持续发声，触及基层治理痛点难点，求解基层治理良策。《意见》回应了这些关切，聚焦乡村社会治理有效这一目标，从夯实基层基础、健全治理体制、完善治理体系、构建治理格局等方面，开出了高质量药方，明确提出了一整套措施。

　　走新时代乡村善治之路，必须坚持继续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有的基层党组织班子不团结、制度不落实、工作不作为、群众不满意;有的党员干部看到利益抢破头，小微权力腐败突出，遇到矛盾绕着走，关键时候站不出来，危难时刻挺不起来。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提出要“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如何整顿软弱涣散基层组织?结合其产生的根源，《意见》提出，“加强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阵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设，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如何遏制村官腐败高发?当前尤需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织密农村基层权力运行“廉政防护网”。

　　走新时代乡村善治之路，必须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激发基层活力。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简单用行政命令推进乡村工作，短期效果明显，但没有激发民间活力，难以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针对此，《意见》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践”。让广大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发挥群众智慧，须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

　　走新时代乡村善治之路，必须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乡村治理不能是党委政府唱独角戏，要倡导多元主体共治，多种方式共施，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基于此，《意见》综合施策，多管齐下：发挥道德模范引领作用、加强农村文化引领、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加强平安乡村建设、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供给、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

　　走新时代乡村善治之路，必须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培育淳朴民风。

　　近年来，我国部分乡村陋习盛行：人情礼金仅次于食品，成为农民消费第二支出，“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子卖”“一婚穷十年”;部分村民大修豪华墓，甚至修建活人墓。

　　由此可见，今日乡村移风易俗尤为迫切。《意见》对症下药，要求“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对农村党员干部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应建立婚丧事宜报备制度，加强纪律约束;对普通群众，要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约，纳入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等内容。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每一项改革成果的取得，离不开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此次《意见》的出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顶层设计的引领和指导，基层必将更好地发挥能动性，加快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少地方以创新勇气试新举，因地制宜谋善治，探索多种治理新路径。比如成都市郫都区成立村民议事会，探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湖北大冶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在行政村以下的村民小组等设立理事会，有效避免村民自治空转;海南省探索律师巡回坐班、司法所和律师事务所“所所联合”，打通法律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扭转部分偏远地区村民“信访不信法”的观念;陕西省渭南市以家规家训家风为切入点，引导和弘扬新乡风文明，营造良好的乡村软环境和公序良俗。

　　进入新时代，要抓住《意见》出台的契机，发挥其引领作用，又要给予各地更大的自主空间，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不竭的动力和活力。

　　经中央批准，5月底至6月上旬，中央扫黑除恶第11~20督导组已完成对北京、陕西、黑龙江、内蒙古、上海、江苏、青海、甘肃等8个省(区、市)的进驻工作，并于6月12日前进驻西藏、宁夏，第三轮督导工作全面启动。这标志着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实现了对各省(区、市)全覆盖，同样彰显了中央坚定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决心。

　　黑恶不除，则民不安、国不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

　　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全国开展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由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通知，整合多部门力量，集党和国家之力扫黑除恶，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近年来，黑恶势力得到一定遏制，但依旧大量存在，其活动逐渐趋于隐蔽，游走于犯罪与违法之间，其组织形态、攫取利益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部分黑恶势力以软暴力、非暴力手段胁迫逃避打击;有的黑恶势力以公司形式、依托经济实体存在，“老大”变身“老板”，“马仔”变身“员工”，组织形式试图披上合法化的外衣。

　　黑恶势力危害严重、影响恶劣，广大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相关部门坚持重拳出击，向黑恶势力发起强大攻势。

　　这样的一份阶段性“成绩单”，足以令人振奋：公安部今年1月通报显示，全国公安机关已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9270起，缴获各种枪支851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621亿元。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增强。

　　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公安部还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研究制定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软暴力、非法放贷等侦查办案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规范明确。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侦办案件中，强化法律意识、证据意识、诉讼意识、程序意识，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化轨道上蹄疾步稳。

　　扫黑除恶，人民群众的感受最直接、最直观，基层一线是重点。中央明确要求，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要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纪检监察机关要将治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一个重点。相关部门还建立了涉黑涉恶腐败线索、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双向移送制度和查办结果反馈机制，深挖彻查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

　　一些重点、难点、热点案件的侦办，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今年4月，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进驻云南省期间，昆明市打掉了孙小果等一批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另一起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也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当地破获的一个涉黑涉恶团伙“案中案”。深埋地下的尸骸重见天日和调查工作的启动，让“迟到的正义”可期。

　　倘若不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些案件不知道还会“埋藏”多久。这也更加凸显出依法严打基层黑恶势力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按照专项斗争为期3年的目标要求，今年是专项斗争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目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进入考验韧劲、“啃硬骨头”的新阶段。当前，需要警惕基层一些地方“简单处理沾边就算”，有效预防打击扩大化苗头。既要掀起扫黑除恶强大攻势，又要准确把握法律适用，确保扫黑除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标本兼治，下大力气抓好基层政权建设、民主法治建设，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促使基层社会生态得到净化。

 

　　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根据国家主席特赦令，对依据2019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正在服刑的九类罪犯实行特赦：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过较大贡献并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的;四是曾系现役军人并获得个人一等功以上奖励的;五是因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六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七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八是丧偶且有未成年子女或者有身体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子女，确需本人抚养的女性，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九是被裁定假释已执行五分之一以上假释考验期的，或者被判处管制的。

　　国家主席特赦令指示，对2019年6月29日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予以释放。

　　特赦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问时指出：特赦是国际通行的在遇有重要历史节点时国家对特定罪犯赦免余刑的人道主义制度。我国自唐代起就形成了“盛世赦罪”的历史传统。我国宪法中对特赦制度作了明确规定。根据宪法第八十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5年，对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部分普通刑事罪犯进行过7次特赦。根据现行宪法，201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国又特赦了31527名罪犯。今年进行的这次特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九次特赦。

　　为什么要实行这次特赦?有何重大意义?一是有利于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续中华文明慎刑恤囚、明刑弼教的优良传统，推进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仁政，展示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树立新时代盛世伟邦形象。二是有利于弘扬全面依法治国理念，形成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良好社会氛围，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是有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四是有利于展现我国人权司法保障水平，进一步树立我国开放、民主、法治、文明的国际形象。

　　这次特赦的对象是依据2019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正在服刑的九类罪犯。第一、二、六、七类特赦对象与2015年相同;第三、四、五、八、九类特赦对象是新增加的。其中，第三、四类对象是为国家强大和综合国力提升，或者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过贡献。对第五类对象实行特赦，有利于鼓励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积极参与抢险、救灾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见义勇为的良好氛围。对第八类对象实行特赦，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女性的特殊关怀，有利于纾解这类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或者身体有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子女抚养方面面临的特殊困难，易为社会所理解和支持，也有利于她们感恩党和政府，妥善照顾家庭，积极回报社会。第九类对象已经在社区，社会危险性小，特赦有利于他们真正融入社会、回报社会。这九类特赦对象，既包括中国籍罪犯，也包括外国籍罪犯;既包括在监狱、看守所服刑的罪犯，也包括正在进行社区矫正的罪犯。

　　国家主席特赦令同时明确，上述九类对象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特赦：一是第二、三、四、七、八、九类对象中系贪污受贿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贩卖毒品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罪犯，其他有组织犯罪的主犯，累犯的;二是第二、三、四、九类对象中剩余刑期在十年以上的和仍处于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三是曾经被特赦又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四是不认罪悔改的;五是经评估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

　　其中，部分严重犯罪的罪犯，不得特赦。主要考虑是：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为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罪犯不宜特赦;为防止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对严重刑事犯罪等罪犯不宜特赦;为维护国家安全，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罪犯不宜特赦。

 

　　安置房本是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民生工程、良心工程，但一些地方的安置房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水、墙体开裂、混凝土疏松等质量安全问题，配套设施与服务严重缩水，有些还存在“有房无证”、延期交房等突出问题，引发安置群众不满。

　　西北某省的一个安置房小区建成于2012年。半月谈记者近期在该小区看到，许多幢楼的墙体底部出现大范围裂缝，墙内保温材料明显外漏，严重处裂缝沿地面横跨整面墙。1楼住户杜周峰用竹棍向自家阳台外墙底部一处裂缝内试探，1米多长的竹棍可全部伸入。

　　这个小区1楼业主还反映家中地面出现空鼓和下沉问题。住户王先生说，他们在2014年和2015年都向有关部门反映过，施工队在家中不同房间打了6个孔注入7吨水泥，但至今地板下面仍旧存在空鼓、下沉。

　　安置房的质量问题还表现在房屋漏水、建筑材料低劣、工艺粗糙。东部某省的一个小区，28栋层高为6层的拆迁安置楼，6楼普遍漏水，且第24栋楼出现大梁破损、墙体开裂。因为担心质量问题，第23栋更是没有人居住。

　　“卧室漏水，5年修了3次，安置房住不安心啊。”该小区住户彭大爷说。一位业主苦等8年收房时，发现许多顶板质量存在较大问题，不愿搬入，至今依然在外租住。

　　半月谈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部分安置房在配套设施和服务方面也大打折扣。

　　中部某小区多名居民证实，在2016年村民回迁时，小区发生了一起电梯从高处坠落事件，造成1人死亡。而近3年来小区电梯故障频发，不久前就有人被困电梯之中。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安置房连基本的消防、天然气、照明等设施都未配齐。“向物业公司、开发商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反映问题，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我们也不知道该找谁了。”西北某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小区的住户告诉半月谈记者，自己一直被各部门相互“踢皮球”。

　　安置房问题频发，让许多住户无奈地接受了现实：“安置小区有问题是正常的，与市场上其它商品房相比，安置房就是低人一等。”

　　西北某市的多名村民吐槽：拆迁的时候快马加鞭，回迁的时候却迟迟等不到住房，好不容易住进安置房，房产证却迟迟拿不到手。

　　中部某省一个村民回迁安置小区的居民说：“13年前，村民积极配合拆迁工作，憧憬着25个月后住进五证俱全、符合国家建设标准的房屋。但直到2016年有关方面才通知交房，且是没有合法证件的房屋，容积率高达7.17。”

　　有的群众面临“有房无证”困扰，已经长达10年之久。中部某省一名开发区建设局副局长说，之所以没有房产证，主要是当时为了及时交付，边建设边办理，后来由于土地指标管理严格，手续一直没有跑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商品房开发商和购房者一般会在合同内备注，在一定期限内拿到房产证，如果违约，会按照约定进行赔偿。但是，在由政府起草的拆迁安置合同里，这一条款被模糊处理，可能就存在“没个三五年办不下来”甚至无限拖延的情况。

　　——低价中标机制推高偷工减料风险。南京一名保障房公司总经理表示，在“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最低价中标机制下，开发商为了追求利润，容易偷工减料，甚至层层转包给建设、管理成本更低的承建单位。

　　华南某村一扶贫安置房建设过程中，因施工用的河砂价格暴涨，施工队有人贪图方便和便宜，使用细沙捣制混凝土灌注构造柱，造成房屋质量不符合要求。

　　西安一名参与过安置房项目开发建设的项目经理透露：“安置房一般是政府投入，选择施工方时偏向最低价中标，甚至由一些资质不健全的施工方参与建设。施工过程中，施工方往往会进一步压缩成本，从源头上埋下安置房项目质量安全风险。”

　　——隐性成本高导致建设质量打折扣。少数基层干部将安置房工程视为“唐僧肉”，通过“条子”“裙带关系”搞利益输送。例如，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承包了浙江省瑞安市一个安置房建设项目的代建工程，当地村干部随后向这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索要“好处费”。

　　——预防性监管不足，违规违法成本低。福建一家房地产公司开发部门负责人说，安置房、保障房的质量监管工作大多属于事后处理，没有做好相应预防工作，无法及时发现偷工减料行为，大大降低了监管有效性。

　　此外，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华认为，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或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相关条款约定不明，导致开发商违法成本较低，容易使开发商“肆无忌惮”地建设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安置房。

　　一是综合各项指标优选中标单位。江苏省丹阳市高新区建筑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夏银宏认为，实施拆迁安置房项目时，价格不能“压得太低”，可推广使用综合评分法，即价格占一定比重，但亦要考虑企业的综合实力，包括此前有无承接过类似项目、是否有过安全事故等。

　　二是严把设计、材料及施工管理环节。南京一位保障房公司经理认为，渗漏、开裂等安置房问题有一部分是不合理设计造成的。对此，安置房工程需选择专业程度高的设计院，不能为了节省成本克扣设计费。夏银宏建议，对安置房建设过程中的门窗、涂料等明确相应标准，防止开发商以次充好。

　　三是强化监管，严肃问责。夏银宏认为，安置房建设作为政府工程，每一个环节都应当规范、透明，让安置房质量看齐甚至超过商品房质量;建议安置房工程继续强化责任终身制，如果产生质量问题，须严肃问责。

　　西安交通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杨东朗建议，严把安置房质量关，不定期进行抽查，对于违规建设要从重处罚。同时，协调和敦促相关部门及时办妥建设手续，及时回应和处理群众关切，避免造成群体事件。

　　四是推广品牌开发商代建制度，以市场手段倒逼开发商提高安置房建设质量。业内人士认为，品牌开发商通常会考虑品牌影响，建设安置房质量相对可靠。

 

　　部分公务员从家门到校门，毕业后直接进了机关门，其间又缺少基层历练，缺乏实践经验，被群众称为“三门干部”。不少“三门干部”由上级部门直接调任基层，但因工作方式不当、经验不足，常常遭遇群众质疑和非议。有的群众甚至直呼：“三门干部”干工作，实在受不了。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三门干部”基层频频“踩雷”，既与其自身“不接地气”有关，也与上级部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有关。

　　“不接地气”是基层干部群众吐槽“三门干部”最多的一点。

　　有的“三门干部”，热衷运用时髦技术，工作中盲目求新。中部某镇干部群众反映，当地的镇长是从上级机关转任，此前并无基层工作经验。在他的主导下，当地开始在村组里试行手机打卡、手机平台登记、App巡查记录等。不少村干部和村民对此表示不习惯，大家更希望干部到河边、到路上、到田里多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到哪里都举着个手机“到此一巡”，留痕的意义大于实际推动工作开展的意义。

　　有的地方，在“三门干部”的带领下热衷于“拿来”式创新。比如，看到上级部门推行“河长制”，解决了“九龙治水”责任归总的难题，于是直接“拿来”“路长制”“林长制”等，一名村干部成了多个“长”。“五六个头衔在身上，实际工作的要求又很难达到，创新名存实亡。”

　　“三门干部”“不接地气”还集中体现在与群众打交道时没有周全考量群众利益，不善于运用群众语言，与群众沟通时“卯不对榫”，有时甚至会激化矛盾。

　　沿江某地在进行环境整治工作时，部分水产养殖大户按要求应当被清退。一名具体负责执行工作的干部新任职不久，此前长期从事文件材料工作，是一名标准的“三门干部”。他提出，应该加紧执行到位，限定时间为1个月，凡是不能按时清退的，将由政府部门强制执行。对此，养殖大户们反映强烈。“限定1个月的时间，根本没考虑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单单是把养的水产品捞起来再卖掉，就需要很长时间。”

　　一名在贫困地区挂职的副镇长向半月谈记者坦言，自己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但实际上缺少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因此还闹了不少笑话。幸亏一些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常常帮他解围。

　　从上级机关来到基层，才真切地感受到了基层工作的压力巨大。一名原本在县级职能部门工作的新任副镇长介绍，之前的工作，更多是像“二传手”，来自省、市要求的文件，直接转到乡镇就可以了。“到了基层乡镇才发现，这里就是各种文件、要求的汇集地。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哪一项工作怠慢了都不行，只能是忙着赶进度。”

　　也有受访干部直言，自己实际上是在为上级层层加码的工作要求“背锅”。“我们到基层去让群众填表，群众以为是我们在走过场、搞形式主义，但实际上这是来自上级部门的要求。”一位从上级部门新派到基层扶贫的干部介绍，有的上级部门是“以科研级标准要求村级干部、让中学生文化程度的人做研究生程度的题”。

　　有的扶贫部门对数字精准的要求近乎苛刻，有些并不是关键数据的数字，也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相关的表格设计，专业术语多，数字繁杂，并没有考虑基层懂不懂，能不能掌握。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有的干部被诟病是“三门干部”，被认为在执行上级规定时机械应对、生搬硬套，深层次原因在于上级部门还是强调事事留痕，以痕迹论英雄，以文件材料评判干部，无形中会让新下基层的干部在“方法论”“政绩观”上出现偏差。

　　在校园学好了专业课，在工作中还要补上“实践课”。中部某地组织系统的干部建议，针对“三门干部”，尤其是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要及时送到基层“蹲蹲苗”，让“三门干部”多面对面和群众打交道。“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真正全方位地提升个人能力。”

　　中部某省会城市党委系统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年轻干部安排到基层锻炼后，却频频被市直、县直甚至省直部门借调、抽调，基本“安不下心来工作”。他在某偏远县安排锻炼两年时间，但实际上真正在乡镇工作的时间大约只有3个月。

　　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认为，在看到“三门干部”参与基层治理经验不足的同时，也要看到其知识储备丰富、专业素养突出。要刹住上级部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之风，更多地给予他们历练、实干的机会和空间，让专业知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处理基层问题的实际能力。

　　起草公文、制定文件、上报材料，是基层工作分内之事。然而，近年来文件材料搬抄拼凑现象屡有发生。半月谈记者梳理统计发现，近八成“文抄公”集中在基层。基层干部为什么不愿写文件材料?又是什么制造了“文抄公”?

　　根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照抄照搬文件材料的案例通报至少有51起，涉及17个省区市。其中，科级部门，以及乡镇、街道、社区、农村等累计占比接近80%。县区政府科级部门“发病率”最高，占比高达45%。

　　从通报情况看，这些案例大多是在照抄网络时抄错被发现的。比如，陕西省神木市卫生监督所的公文提到了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应急管理局的差旅费按丽水市规定执行，四川省岳池县医保局的个别党员“在水文水情岗位上，认真学习钻研水情业务”等。

　　也有少数“文抄公”是在会场发言时被抓了现行。比如，江西省广昌县党史办和房管局的负责人就是在巡察动员会上作表态发言时“撞车”的，类似的还有济南市天桥区外事侨务办公室和政府项目资金管理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不同层级单位照抄照搬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通报的案例中，县区政府科级机构照抄党建材料和公文占比超过六成。

　　乡镇、农村主要照抄党建材料，方式多种多样。有的照搬网络，有的相互照抄，有的照搬上年材料，还有的复印邻村材料。

　　街道、社区则习惯于从网络上照抄宣传资料。如：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新盛街道的宣传资料落款为“郑州市公安局解放路分局宣”;在荆州市沙市区解放街道办事处北湖路社区的宣传栏上，《市民文明公约》要求“讲究卫生、绿化首都”。

　　基层干部反映，近年来，政府机关里的许多年轻科员越来越不愿写材料了，甚至“连抄也不愿抄”。写材料被看作是苦活、累活，难出成绩。在不少基层单位，人员身份复杂，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事业编，还有的常年借调。写材料这个“苦重”的活计，往往会层层往下压。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即便是在科级部门，也很少有领导干部愿意亲自写材料，写材料的往往另有其人，有的是工作人员，有的是借调人员。

　　相关通报显示，大同市路政管理处按照《安徽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治理暂行办法》发布的《平安公路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是由一名科员起草的。误将大同市新盛街道宣传资料落款到郑州的，是一名负责宣传工作的借调人员。更多的通报强调被通报人“负有领导责任”“审核把关不严”，并没有注明“文抄公”的身份信息。

　　中部一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说，他年轻时是写材料出身，过去被人称作“笔杆子”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往往意味着“水平高，有思考，提拔快”。

　　近年来，这种导向正在发生变化。一位副镇长坦言，自己好不容易才甩掉了“笔杆子”的标签。“领导们离不开能写的，却总喜欢提拔能干的，似乎很难有人又能写又能干。”直到化解了上访村数十年来的矛盾，他才当上副镇长。

　　事实上，真正能写一手好材料，在基层仍是“稀缺品”。吕梁山区的一位县扶贫办主任说，不久前，他培养了好几年的“笔杆子”就被分管副县长“借”走了。

　　党建材料、公文、整改方案、宣传材料、发言材料、工作总结……照抄之风渐盛，折射出部分基层干部在能力水平、敬业状态等方面存在短板。但不少基层干部认为，文件照抄之风的背后，是“过度留痕”、层层传导层层加码、以文件落实文件等形式主义套路。

　　有乡镇干部反映，有的材料上午打电话布置，下午就要上报。也有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一些地方以材料多寡论工作成绩好坏，工作干没干，就看材料写没写，报告交没交。

　　文件材料应该体现的是工作落实，不能光靠文件材料去落实工作，也不能单纯靠检查文件材料去判断工作落实情况。制定文件、出台制度的正确方式是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不到现场调查研究，凡事上网搜索一抄了之，这种抄袭之风该刹一刹了。

 

 

　　16年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长安小学犹如经历了一场涅槃。通过创新教育理念、提倡家校共育、推行多元评价考核体系等一系列教育改革实践，这座曾经软弱涣散的“重组校”，不仅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让学生欣然接受快乐教育，而且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引导，成为颇受当地家长、教师欢迎的“明星校”。

　　竹丛吟诵悠悠诗句，彩画装点快乐童年……从操场到教室，从甬道到走廊，一股清新气息扑面而来。

　　2003年，焦旭阳前来担任校长。除了硬件的落后，更让他糟心的是，由于多校合并等历史原因，隶属于不同学校的教师之间心存嫌隙，形成不少“小圈子”，“黑状”不断;教师和家长之间也缺乏沟通，常常产生误解……

　　“只有加强沟通，才能架起彼此间的桥梁，这些矛盾、问题才能解决。”焦旭阳提出构建“双亲心育”教育模式，即双向亲近、以心育人，通过教师、学生、家长之间多角度、多渠道的沟通交流，促进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为化解教师之间的隔阂，长安小学提出，所有面向教师的思考讨论、展示评比、教学管理等，都以团队为单位推进，以此打造团队合力。与此同时，学校还推出文化节、读书节等一系列活动。长安小学党办主任徐连凤说，这些集体项目像润滑剂，让教师之间交流逐渐增多，关系也随之缓和。

　　“与其让家长在门外挑剔不足，不如把他们请进来。”为化解家校冲突，长安小学开设“学校开放周”，让家长有更多机会了解学校活动;建立“家长学校”，每年5月、9月，分别面向准新生家长和新生家长开展专题讲座，讲授孩子入学后注意事项。

　　担任讲座主讲人之一的教师张欣说，家校共育课程既答疑解惑，又“预防免疫”，开拓了家长的育儿思路。每年都会有幼儿园主动邀请学校教师开办讲座，帮家长上好“学前一课”。

　　长安小学以学生的快乐为根本，推出“快乐指数”“漫画式评语”以及儿童诗等一系列创新举措。

　　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每天早上，班主任点名后每个学生都会报出1~5中的不同数字，代表他们当天的心情。5代表开心，4表示尚可，3以下则需要关注……这就是“快乐指数”。

　　“报3以下的学生，老师要在当天进行谈话。”班主任教师刘俊虹回忆：一天，一个孩子因为妈妈管教严厉而心情低落。老师知道他的心情指数后，及时化解了，还帮他理解了妈妈的爱子心切。

　　“教育无小事，处处皆留心。”长安小学副校长张文卓介绍，细节方面更要体现人性化教育理念。在批改作业时，教师会采用“漫画式评语”，用荷花表示“很棒”，用大树代表“需要加强”等。

　　儿童诗，是长安小学的又一张名片。基于学生对儿歌的热爱，2004年起，该校教师以儿童诗为载体，开发了一整套校本课程。经过每周一节的儿童诗课程训练，每个学生都可以在20分钟内围绕某一主题，完成一首诗歌。

　　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5年来，长安小学一改“两张试卷定成绩”的传统考试方式，推出多元化考核模式：根据每个年级的课程内容，在学期末组织面试，内容包括动手操作、口语应对、积累应用、分析表达等。

　　长安小学教师楚晨光介绍，学校邀请家长担任面试官。讲台上，学生们一个个抽题、作答;讲台下，家长作为评委，见证着孩子们的成长变化。

　　“人们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家长的思想本身就是起跑线。”焦旭阳说，目前一些小学教育存在知识学习前移、课业负担过重等倾向，主要源自家长的急功近利，认为“只要孩子多学就是好的”，这其实违背了孩子成长规律。采取多元化评价，让家长参与其中，将有助于改变家长对教育的认知，提升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在焦旭阳看来，教育就像农业一样，是个细活儿、慢活儿，不容易见成果。要耐得住寂寞，静待花开，只有精耕细作，才能绽放出满意的教育之花。

 

　　这次改革，不但没有一个工人下岗，以前离岗的2000多人，又获得了新岗位!”

　　“这次改革，工资噌噌地往上涨了60%多，父母每月还能领到厂里给的1000元孝敬金!”

　　“这次改革，干部职工积极性高涨，都铆足了劲儿干，企业效益大幅上升，去年利润增长六成多!”……

　　半月谈记者近日深入素有我国化学制药工业摇篮之称的东北制药集团(以下简称“东北制药”)采访发现，一度亏损严重、发展步履维艰的老国企引入战略投资者民营企业辽宁方大集团并由后者实际控股后，混改1年，企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而这些巨变，是在新的控股方没有向企业派一名管理人员、没裁减一名员工的情况下实现的，是依靠混改激发出的内生动力、依靠全面植入民营企业方大集团市场化经营管理模式及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的。

　　午饭时间，东北制药207分厂钳工孟宪伟没有去食堂，而是先赶着把一台设备的滤网换完。“混改前，我肯定会先去吃饭，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主动加班加点，想着为企业多出一份力!” 孟宪伟说。

　　为解决企业VC项目搬迁资金短缺问题， 2018年上半年，作为上市公司，东北制药通过资本市场定向增发的方式实施混改。2018年4月，辽宁方大集团正式参与东北制药定增项目，此后又在二级市场增持股票，先后累计投入15亿余元，在东北制药上市公司持股比例达到26.02%，依法依规入主东北制药成为控股股东，国有股退居为第二大股东。企业形成由民营控股、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参股、员工持股的全新股权结构。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更加明确，法人治理结构更加科学，实现了股权有效制衡、股东与员工利益绑定，形成了市场化、专业化、法制化的市场经营和管理决策机制。

　　混改不到半年，东北制药一举实现大幅盈利。今年4月2日发布的企业2018年财务年报显示，去年东北制药营收74.67亿元，净利润1.95亿元，上缴税收5.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54%、64.04%、49.06%。

　　混改之初，在方大集团建议下，东北制药全员定岗工资上涨50%，并陆续实施8项员工福利，包括覆盖到员工父母、配偶、子女的医疗资助;配发手机和通讯费补贴;实施惠及员工子女的“方威励志奖学金”;企业完成相应指标，员工父母享受月度千元“孝敬父母金”等。

　　去年11月，公司又顺利实施了骨干员工持股的股权激励计划，向254名管理人员定向发行限制性激励股票3761.3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6.6%。集团高管持股在100万至300万股，中层干部和骨干技术人员持股在几万至几十万股不等，真正把企业干好干坏与骨干员工切身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头脑中最大问号是：同样一个企业，为什么能在短短1年内就发生两重天的巨变?

　　“这是缘于体制机制的转变和发展动能的转换。”东北制药集团董事长魏海军说，“方大集团没有向东北制药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这些巨变主要靠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全面植入方大集团市场化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创效模式，形成了强激励、严约束、重落实的全新经营管理模式。”

　　首先，用人机制彻底打破“铁交椅”，真正实现能上能下。今年2月末，东北制药从基层销售业绩最好的二级单位一把手中提拔3人，分别担任供销公司、原料销售公司、制剂销售公司总经理，3人的年薪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在东北制药干了31年，深知老国企论资排辈，像我这样的地区销售经理，根本不可能提拔到公司高管，但混改后的新体制，真正做到以能力和业绩用人。”其中一名总经理告诉半月谈记者。

　　老国企人事关系复杂，能干事的人上不来，不能干的占着位子，新的用人机制震动了全公司。几个月来，已有3名公司副总经理、20余名中层干部被解聘接受待岗培训。与此同时，有26名想干事、能干事的人走上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

　　其次，构建“创造分享，干到给到”的分配机制，真正实现权责利分明。“完成降本增效目标外多创造的利润，最高可按30%~50%的比例对员工进行奖励，这个力度是相当诱人的。”东北制药采购部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是桌面上拿钱，走正道可以赚大钱，‘吃回扣’损害公司利益的潜规则没有市场了。以前采购部1年降成本最多两三千万元，今年公司降本目标是15%，全年总额1.28亿元。”

　　第三，管理严格，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东北制药下属供销公司违反规定，擅自对外借款600万元，其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被免职待岗培训3个月，月工资也在此期间从2万元降低为1600元的基本生活费。自2018年7月实施混改以来，已有高管86人次、中层以上干部465人次受到相应的考核处理。

　　东北制药审计监察部部长曾令勇告诉半月谈记者，审计监察原来靠领导指令，发现问题往往因为考虑稳定、人情等复杂因素，大多不了了之。现在查实一起追责一起，对事又对人。严管细管让各项生产经营成本都在大幅下降，公司仅销售费用一项，今年还将降低4亿元。

　　第四，对标先进，开展赛马，形成“前有金山、后有老虎”的赛马机制。企业确立与国内外最先进医药企业对标的目标，严格考核，奖罚分明，做到“奖得心动、罚得心痛”。

　　东北制药工会主席王燕说，公司下属的70个单位制定了106项赛马方案，内增动力，外加压力，使各层级干部员工的工作作风发生根本性变化。

　　东北制药集团混改之初并非一帆风顺。定增快到截止日期时，10余家有意参与混改的战略投资者，都因种种原因打了退堂鼓。沈阳市委市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确定国资退出第一大股东地位、打通社会资本进入国企通道、促进体制机制转变的重大决策，才最终成功引进方大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

　　国资通过资产证券化和投资运营专业化，实现由“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沈阳市国有资本经营公司行使出资人职权，创造国有资本流动布局新模式，国有股市值相对大幅保值增值。

　　混改后，东北制药集团进一步加大创新和科研投入，着眼未来推进“双创新”驱动战略。2018年企业共计投入2.04亿元用于药品研发，研发投入同比增长64.56%。

　　随着股权结构“真混”、体制机制“真改”，东北制药的市场竞争力日益提升，2019年度公司合并抵消前营业收入预计150亿元，净利润预计比2018年度增长不低于50%，企业全体干部员工正向这样的目标努力。

　　回顾东北制药混改之路，魏海军表示：“商场如战场，企业应当成为一支战斗队伍，随时保持战时状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