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2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积极开展主题教育——用解决问题实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国家安全部：盯住改、限期改，切实整改到位
国家安全部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工作部署，着眼解决实际问题，研究细化调研题目，带着问题到任务重、困难大的地方去，到情况复杂、问题多的地方去，到条件差、基础弱的地方去开展调研。调研过程中坚持立行立改，帮助所去单位解决一至两个实际问题。调研结束后形成调研报告，做到有问题、有分析、有对策。
部党委系统梳理通过调查研究、半年工作回顾、工作督查、干部人事专项检查、民主生活会、巡视巡察等方式发现的问题，形成第一批问题整改清单77条，目前大部分已得到整改。现阶段正在梳理部党委成员在学习教育、调查研究、讲专题党课等工作中检视的问题，形成第二批问题清单7个方面97条，其中立行立改16条。随后，还将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建议、谈心谈话征求意见等方式，形成第三批问题整改清单。针对清单中具备条件能够解决的问题，即知即改，需要一定时间解决的，盯住改、限期改，切实整改到位。
部党委紧密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党的政治建设情况专项自查整改，“强化绝对忠诚、做到‘两个维护’”专项整改以及“提高效率、转变作风、服务基层”专项整改。同时，组织20个巡回指导组，通过对全系统巡回指导、联系协调、督促检查等方式，推动检视整改问题等主题教育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并将整改情况纳入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强化监督考核，用解决问题的实效检验主题教育的成效。
■国家邮政局：主题教育和业务工作两促进
国家邮政局在主题教育中，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特别是，整改落实要坚持效果导向，边学边查边改，逐项整改销号。
理论联系实践是国家邮政局开展主题教育的突出特点，主题教育和业务工作两促进、两不误。邮政系统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邮政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宗旨、围绕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和社会组织系统的定位、围绕深化邮政业改革发展解难题出实招，促进邮政业高质量发展。深入一线解剖麻雀，精准发现问题、提出对策；敢想敢为、勤为善为，通过深化改革来破难题、解新题；干好自己的事情，以等不得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推进改革，对已经明确的改革任务要快马加鞭，以“台账制+清单制”为抓手促进早日落地见效。
■中科院：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凝心聚力
中科院党组认真检视中科院在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解决“卡脖子”问题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协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作为党、国家、人民可以依靠和信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把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作为中科院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大科技任务。中科院主要负责同志专程赴曙光公司，就当前国家超算技术发展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开展调研。院领导和相关业务局领导班子在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和整改落实中，围绕进一步发挥中科院相关领域的技术、人才优势，积极组织优势研究力量，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牵头重大科技任务、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等，赴院属单位、创新单元、企业和有关地方开展调查研究，与奋战在前线的科研工作者面对面，着力提升政治站位，查摆问题与差距，集中整治攻关一线关注的突出问题。
在主题教育推动下，中科院党组正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打赢三大攻坚战、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破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题等党中央重大部署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半月讲解
2 作风学风三年改观，出了什么招？
一部科学发展史，也是一部科学家的奋斗史，科研作风和学风是决定科技事业成败的关键。最近，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针对性地对加强和改进科研作风和学风作出了部署。来看看中央都出了什么招?
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意见》对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概括，包括六大精神：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司长戴国庆说，进入新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凝练符合新时代特点和要求的科学家精神，并在全社会积极弘扬，对于厚植社会基础、凝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动力十分重要。
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近年来，我国主要科技创新指标稳步提升，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但与此同时，一些学术不端的行为时有曝光，一些论文集中撤稿事件令人震惊，不仅侵蚀了科学家精神，也伤害了中国科学界的公信力。
《意见》针对当前科技界存在的浮夸浮躁、弄虚作假、急功近利等不良作风学风，提出了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治理举措。如严禁违规将科研任务转包、分包他人，严禁以项目实施周期之外或不相关成果充抵交差;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实行“零容忍”，在晋升使用、表彰奖励、参与项目等方面“一票否决”;防止和反对科研领域的“圈子”文化，破除各种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等。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当前科研领域的一些问题，也与政府不合理的管理方式相关。对此，《意见》从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正确发挥评价引导作用、大力减轻科研人员负担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举措。如要求政府部门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制定政策、创造环境、为科研人员和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上来，就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同时，《意见》明确提出，力争1年内转变作风改进学风的各项治理措施得到全面落实，3年内取得作风学风实质性改观。
3 稳就业从何处发力？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2018年以来，我国把稳就业列为“六稳”工作之首，并以一系列实招、硬招为稳就业工作提供强力支撑。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459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42%;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就业数据稳中有进，政策效应初步显现，但就业压力犹存，今年如何端稳就业“饭碗”?
发力减税降费，稳企业利就业
从今年年初开始，利好政策密集出台，给企业和就业市场带来了一场“及时雨”。
1月1日起新个税法实施、小微企业迎普惠性减税，4月1日起下调增值税税率，5月1日起降低社保费率……这些政策帮助企业“轻装上阵”，对稳定和扩大就业规模发挥了基础性作用。随着减税降费效应加速释放，专家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可保持稳定。
三一重工是世界领先的工程机械龙头企业，今年一季度销售收入212.9亿元，减税降费政策让这家企业受益明显，也为其扩招约3000名高级人才提供了有力保障。
“今年5月1日降低社保费率后，省下来的钱可以进行企业的产品开发、技术升级，企业的规模扩大，就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说。
“企业负担轻了，吸纳就业的意愿大大加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陈玉宇表示，减税降费政策的出台实施，有利于推动劳动力市场走上更加完善、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质量
随着国内结构调整加速、外部市场冲击加剧，结构性失业的风险正在增加。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并不缺少就业岗位，部分企业还处于想招人却招不到人的境况。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者上一份工作的技能，不能匹配新的工作岗位。这时候，职业技能培训就显得尤为关键。
4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今年培训1500万人次以上，3年内培训5000万人次以上。培训重点面向职工，兼顾就业重点群体和贫困劳动力。支持帮助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开展职工技能培训和困难企业职工转岗培训。
这一行动是个大手笔，是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具体实施。为保证目标实现，此次会议明确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设立专项账户，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同时，支持地方调整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均可参加培训并获得补贴。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认为，这些举措既有利于我国实现今年“稳就业”这一重要目标，也是我国为应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日渐凸显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所做的重要准备，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一系列战略之举。
壮大就业新渠道，拓展就业新空间
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稳就业”有了主心骨。除此之外，政府在服务业、新兴产业持续发力，为吸纳就业壮大新渠道。
服务业是容纳就业最大的池子。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期多次召开会议，专题部署促进各领域服务业发展。6月5日，提出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拓展“互联网+”在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领域的应用;5月29日，部署进一步促进社区养老和家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措施，决定对养老、托幼、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加大税费优惠政策支持;5月22日，部署进一步推动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
与此同时，新经济不断催生新职业也为稳就业提供了助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正式向社会发布了包括数字化管理师在内的13个新职业信息。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认为，我国产业升级、新业态发展，在为经济增长奠定底气的同时，也创造了广阔的就业市场，为劳动者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
半月调查
4 政策脱节：保了生态，保不了发展
当前在一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还较为突出，尤其是一些自然保护区域，既是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也是生态保护的重中之重。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亟待破解。
“守着水源没水吃”
地处云南省寻甸县甸沙乡海尾村的清水海是昆明市的水源地，为了保护水资源，海尾村85%的土地都已退耕还林。此前，当地通过“天保工程”“市级农改林”来补贴村民，但由于“天保工程”补贴到期、“市级农改林”补贴较少，部分村民有不满情绪。
“有邻居说如果没有补贴，就上山砍树。”海尾村村民陈兴忠说，他是靠种亲戚家的地来维持生活，各类林补减少后，生活并不好过。
“为了保护水源地，我们在径流区叫停了大规模的农业种植。”海尾村村主任陈兴所说，大家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生态红利。部分村民生活在海拔2400多米的山上，旱季时饮水都有困难，“守着水源没水吃”。
“全县面积近1400平方公里，但有近480平方公里被划定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贫困县威信县一位干部说，按照区域划分，县城都在保护区内，这导致很多产业项目无法落地，而没有产业切实带动，巩固脱贫成效比较困难。
生态与产业不可兼得?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禁止任何单位、个人进入，旅游经营活动也被明令禁止。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域则只准进入者进行科学研究观测活动，同样禁止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
与此同时，这些地区普遍面临经济总量较小、产业薄弱等问题，脱贫增收、改善民生的任务颇重。而面对自然生态保护的红线压力，不少扶贫项目、资金面临有政策但难落地的尴尬。道路建设、危房改造、产业发展等扶贫刚需项目，触碰生态红线的风险不小，有的发展起来的项目已被责令整改拆除。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西部一些贫困县依托生态优势，大力挖掘乡村旅游资源，推动致富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红线内外两重天”。
一些地区在生态红线之外，农家乐、乡村民宿等产业发展红红火火，路网拓宽加密，饮水、用电等基础设施日益便利;但地处生态红线内的自然保护区，则显得“冷冷清清”，村社新修、维修道路、改造农房、发展产业等都受到严格限制，不少群众内心觉得“政策不公平”，意见比较大。
更为严重的是，过去在划定自然保护区时，有的地方为了获得国家相关政策支持、补助，一定程度上存在自然保护区面积划定随意、面积过大等问题，甚至有些人口密集的城镇、村社也被纳入自然保护区范围，更加剧了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生态补偿施策还需细化
红线内外两重天，矛盾怎么缓解?据了解，生态补偿是缓解矛盾的重要制度安排，不过一些基层干部认为，目前该安排的细化落实还存在一定问题。
一是补偿投入不足，补偿范围窄、标准偏低，难以完全体现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生态建设、绿色发展做出的贡献。以林业领域的天然林保护为例，在一些地区，按照政策，群众种植生态林，一年仅有每亩15元的管护经费;种植经济林的，还无法享受生态补贴。增绿之后如何“守绿”依然存在不小的难题。
二是补偿方式简单，主要集中于中央、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一途，缺乏流域间、区域间横向生态补偿。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方式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难以惠及多数保护区群众。
基层干部建议，对于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新产业，应该着眼于地方资源禀赋和承载能力，引导企业合理布局，让重点生态功能区域也能夯实发展前景可持续的产业基础。
另外，应支持贫困地区绿色发展，不能一味盼着国家生态转移支付“输血”，要靠新兴产业培育实现自我“造血”。在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同时，推动生态友好型产业的发展布局，这样地方摆脱贫困、绿色发展的道路才会走得更平稳。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5 生于1959：高考让他们与国运相连
他们，生于1959年。他们是艰难的一代人，一出生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在童年便经历了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他们也是幸运的一代人，18岁可以上大学时，正好恢复高考，一些人抓住机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更是奋斗的一代人，用汗水改变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航向。
人生的一次换乘
“于我而言，1977年的高考仿佛是人生的一次换乘。”回忆往昔，今年刚满60岁、从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总督学的岗位上光荣退休的王学东感慨良多。
1977年的王学东18岁，当年12月，他与全国各地570余万名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在他们人生试卷上勾画着自己的答案。时隔半年的1978年7月，全国又有610万考生走入高考考场。沉淀了10多年的知识青年组成的1180万高考大军，创造了世界高考史上考生人数之最。
谈及那场改变千万人命运的考试，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廖群又依稀看到了当年的情景：“记得那是1977年的晚秋时节，突然有一天，知青点的其他知青一走而光。因为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家都回家复习了。”
在父亲的鼓励下，白天，廖群跟着老乡们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她挑灯复习。周围人都不知道她要参考高考。1977年12月，三天的考期，廖群每天都蹬着自行车赶二三十里路，到公社参加考试。直至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她才确信自己被山东大学中文系录取。
参加高考前的王学东，则是一名年轻的学徒工。1976年与王学东同期进厂的有600多人，其中有300多人和他共同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最终考上大学的只有8人，王学东便是其中之一。次年2月，他如期到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报到。
1977、1978两届考生是等待了10多年之久的知识青年，反映了那个时代所塑造的特殊群体。在考生年龄上，有相差一代的;在构成上，以上山下乡和返城的知识青年居多。而当北京响起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春雷时，他们从高粱地、稻田和橡胶林里挣脱出来，抓住了命运转机的伟大时刻。
描画今日中国面貌
高考的恢复，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量智力资源，也让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交相辉映。
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一再苦读、成绩优异的廖群最终得以留校任教。“或许要当一辈子农民的我，成了一名讲授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大学老师。”廖群说。
作为一位教书人，廖群先后获得第一届山东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第一批“柯利德奖教金”、山东大学教学能手……有学生称赞：“听廖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
作为一位研究者，她参与撰写的《中国审美文化史》，被评为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她主持的先秦两汉“文学考古”与先秦“说体”研究项目成果，两次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同样生于1959年，广西首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广西大学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保善说：“因为高考，让我有机会师从国内知名植物病理、植物病毒和细菌专家范怀忠教授，而他的教学、研究理念影响了我的一生。”
1985年，陈保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到澳大利亚和美国深造。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他在低毒病毒的分子生物学、植物病原真菌致病分子机理、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等领域的研究走在国际前列，先后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论文，并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真菌病毒的转染系统。
1999年，陈保善举家回国。近年来，他在研究领域不断探索，带领团队研究出一系列科研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已应用到生产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今年同样60岁的钟小宁参加了两次高考，终于在19岁那年成功考取原广西医学院(现为广西医科大学)，从此与医学结缘。
如今，钟小宁是广西医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呼吸内科主任。每天早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医院病房，询问病人的病情、与同科室的医务人员交流。30多年来，钟小宁带领学生和科研团队一直致力于呼吸内科疾病的临床、教学研究，成绩斐然。
走出大学的王学东走进了中学校园，许多学生跟着他学排球。1990年，在土耳其举行的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夺得冠军，多位冠军队成员，都曾在王学东指导下打球。王学东还在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等多次大型体育赛事中，圆满完成了大型活动组织排练及竞赛组织工作……
考上大学的他们，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时光流转40余年，这一代人跟国家一起共命运同呼吸，不断推动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整个祖国大地，焕发着生机和活力。
奋斗改变人生
回望高考，每个参加过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而对于1959年生人、今年刚好60岁的这一代人来说，高考验证了奋斗的价值。
“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有机会为国家、为农业发展贡献出我的力量。如今国家富强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广大学子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和机会，多学本领，充实自己。”陈保善说，希望更多年轻人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知识和实际行动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以前读书的时候，受制于客观条件，查询文献、学习外界新知识比较困难。如今有了互联网，随时可以看到业内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方向，这对我们的研究大有裨益。”钟小宁说，有这么好的条件，一定不能停止学习，年轻人更应该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和资源，多学本领，为国家和人类做贡献。
人生来到了60岁，即将迎来又一次换乘。在王学东看来，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总会有属于他的舞台，总会活出精彩的人生”。
每年，送一届学生走、迎一届学生来，十八九岁的新同学，仿佛当年的自己。廖群说，年轻人要相信，只要辛勤耕耘，终会有所收获，切莫计较一时的得与失。“要以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和工作态度，踏踏实实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基层治理现代化
6 八大难点致基层治理低效
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整治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施行了一系列实招硬举，为基层减负松绑，收到一定成效。与此同时，还应看到，时下令基层治理运转不畅、治理效能偏低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治理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端，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有的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痼疾相交织，导致一些地方治理目标失准、治理手段失灵、治理效率失速。
基层治理中，有哪些“零件”不堪使用致使治理失准?有哪些“链条”传导不畅致使治理失灵?又有哪些环节缺乏“润滑”以致治理失速?半月谈编辑部特别捕捉基层治理中的深层次矛盾，梳理出八大难点，为改变基层治理低效寻诊把脉。
关键词：履职空转、目标错位、中层梗阻、“非常”滥用
担当走偏、弹性欠缺、结构倒悬、成本错配
难点一
履职空转：看似人人经手，其实个个不管
在北方某省的一个乡镇，半月谈记者看到一份关于乡村振兴的文件，文件附页很厚，涉及中央、省里出台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这份文件的批阅栏里写着“请某某县长、某局长阅”，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只划了一个圈。总共有10多个人圈阅，涉及农业、林业、财政等部门以及相关县领导，但没有一条具体意见。
当镇里干部期待市里和县里出台具体实施意见的时候，等来的却是带着一堆圈的文件。“圈阅一大堆，意见没一条。”基层干部认为，中央、省里的文件是指导性意见，统揽全局，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想具体指导实践，还得市里、县里和省里具体部门针对不同情况，出台具体的细则。
于是，基层干部向上级相关部门请示该如何做、能不能做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按相关政策规定办”。受访基层干部反映，如今，文来文往，文件批转依旧，但有具体意见的少了，“看似人人经手，其实个个不管。”
基层干部认为，这种推来推去的事情，常常是比较棘手、政策边界把握不清、权责界定不明的工作。有的时候，会议有传达、工作有布置、事后有督查，但工作没进展，事情没解决。“个个都是‘二传手’，没有主攻手，‘空转’背后潜藏风险。”一位基层干部说。
难点二
目标错位：上级看“单项成绩”，基层要综合考量
北方某镇上有一家存在多年的企业。环保督查期间，这家企业被认为距离居民区太近，必须整改。为了落实整改意见，县里要求镇政府和镇上的这家企业必须将周围1.4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全部搬走，且规定了整改期限。
“1.4公里是10多年前根据过去的技术标准制定的要求，现在企业技术条件已远胜当时，用老标准来要求现代科技条件下的企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就几个月的时间，要将周边1万多居民搬走，怎么可能?”该镇党委书记说。
为了满足上级要求，这个镇和企业只得签订搬迁承诺书。“不签有什么办法?如果不做出限定时间内把这些居民都搬走的承诺，企业年审就无法通过。老板都被逼哭了。”当地干部说。
基层干部认为，承诺算整改措施之一，上级部门拿到这个承诺就好交差。至于承诺里的内容是不是符合实际，能不能完成，则不在上级的考虑范围。但对作出承诺的基层干部来说，如果承诺内容到时无法兑现，等待他们的就是问责。
对镇里来说，其实更多考虑的是信访稳定问题。“连补偿方案都没有，几个月把1万多名老百姓搬走，很容易有信访维稳事件。有了上访的，被问责的还是乡镇干部。”镇党委书记说。
受访基层干部认为，部分上级部门或领导只考虑自己的单项工作，要求太教条、唯上不唯实，以及上下级有效沟通互动不足等，是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名乡镇干部说，有的上级部门看到周边其他地方类似的工作做完了，就要求我们也必须做完，却不关心实际情况如何。“为啥别的乡镇能做，你不能做?做不好就是能力不足。”其实，其他地方也许同样为难，也扛着风险，甚至只是变通一下应付差事。
难点三
中层梗阻：上面事情往下甩，下面问题对上瞒
去年，为抓好交通运输安全，中部某省整治车辆超载问题。初衷本来是好的，但工作一级一级往下传达，却变了味。作为职能部门的县市公路局本应到一线部署安排，但在部分县，却完全变成了乡镇一级的事情。
某镇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工作布置后，县公路局一位领导打来电话，要求乡镇设点拦车检查。镇党委书记试探着问：“乡镇没有上路执法权，请问公路局能不能派人过来?你们来了名正言顺执法，我们全力配合。”不料，对方的回答简单粗暴：“这是上面布置的工作，我已经传达给你们了，我们忙不过来，你们自己搞定。”
结果，乡镇干部硬着头皮上路执法。有司机质疑他们没有执法权，不让拦车和检查，双方起了争执。司机拍视频发到网上，产生负面舆情，县里追责下来，受处罚的是乡镇干部，本应承担牵头责任的公路局干部，反而平安无虞。
在南方某贫困县的产业扶贫过程中，部分乡镇向县里和市里反映，产业扶贫推进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强推硬上，可能导致产业发展失败或者产业过剩，建议向省、中央层面反映并调整思路。但是县和市里相关职能部门认为，在各地积极宣传成绩的背景下，自己去反映困难和问题，会对地方和自身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决定不往上反映。
基层干部认为，原本县市一级拥有更多的行政资源，应当积极参与到各项具体工作中，但有的地方把任务全部往下推;下级有困难有问题，本应往上反映，但基于对自身政绩的考量，县市一级往往都选择性上报，有时甚至大事小报或瞒报。这导致本来应当是牵头协助基层解决问题、帮助上级及时了解基层困难的中间层，成了“隔绝层”“梗阻层”。一些问题由此长期得不到解决，非常容易形成“堰塞湖”，对稳定和发展带来较大影响。
难点四
“非常”滥用：非常反常，却成了日常
“如果一周让我休息一天，能够陪陪家人，处理点自己的事，我的幸福指数能提高60%。”一名80后镇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今年清明节，他所在的镇全员防火没有放假，节后上面又布置了一个“百日攻坚”活动，他们白天干活、晚上调度，连续一周多没有回家。
除了加班成为常态，在基层，还有很多非常手段、非常方式常态化的现象。如：“非法施政”常态化，在没有执法权的情况下，基层干部长期充当着拆违、治污“排头兵”的角色，不少乡镇被告败诉后仍不得不坚持“非法施政”。
还有一些地方患上了“亮点依赖症”“创新强迫症”，认为日常工作干得再好也是应该，非要玩点“花活儿”才算成绩，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不仅加大了基层负担，还可能忽视了主业和日常工作，引发群众不满。
“非常反常，成了日常”的背后，往往存在治理评价标准的走偏和反常。在有的地方，加班成为常态，并不是活多得干不过来，而是领导认为这样才算认真工作。有的基层干部疲于应付领导的“创新期待”，整天琢磨怎么“造典型”“树样板”，原本应为百姓服务的普普通通的日常工作，屡次被要求“创新出彩”，陷入“创新陷阱”。
一位乡镇干部举例说，上面让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本来应该各村齐头并进，可是有的乡镇把有限的资金、资源集中包装一两个村，其他村不管不问。县里非但没有批评这个乡镇，反而频频领着上级单位到包装的“花瓶村”观摩，对该乡镇的工作高度肯定，那些整体推进“正常干活儿”的乡镇却备受冷落。
难点五
担当走偏：做官有一套，做事缺办法
中部某市去年开展黄标车治理，本是一件大好事，但上头出台的文件要求当年全部清理完毕，不然绩效考核排名扣分，最后演变成为一半以上的黄标车被假治理的闹剧。
半月谈记者从部分县区了解到，这份文件完全是上级部门不考虑实际情况和乡土人情，不进行深入调研和听取基层情况，在办公室里凭借想象的美好愿望制定的。部分基层干部反映情况，希望能够调整，给予基层一定弹性，但上级最终没有听取这些来自基层的意见建议。
最终，为了完成任务，部分基层不得不直接让交警队注销车辆，但车子实际上还在路上跑，成为黑车。而且，当地已经发生黑车出车祸事件，伤者无法得到合理赔偿，肇事者无法使用保险，因而变相成为政府掏腰包补偿。
多地干部认为，长期以来，基于我国的行政体制，上级政府较多利用各种体制内的责任书、考核目标形式，对下一级政府进行考核，而下对上、社会公众对政府评价的机制性约束、激励却很少。在“对上负责”的责任体系下，治理中出现偏向做官逻辑而非做事逻辑也就见怪不怪了。
中部某市推进产业扶贫，市领导要求加强典型示范引领，到了县里，领导就要求相关部门和乡镇尽快做出成果，打造成典型。具体实施的干部叫苦连天：“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有这个经验，有那个创新，其实更多是拿钱堆出来的，不具可复制可推广性。”
最终，县领导来走马观花调研，举全县之力，重点、重金打造的几个“盆景”自然得到首肯。但基层干部反映，只要资金不再投入，这个所谓的产业扶贫典型很可能难以持续，留下一堆烂摊子。
多地基层干部还反映，工作做得好不好，能不能提拔，常常是上级说了算，因此部分地方抓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环境整治、空心村整治等工作，都是投入重金打造盆景典型，领导来视察时看了满意即可，其实面上的情况改观并不大。
难点六
弹性欠缺：上级不配合，基层哪敢主动创新
“算下来，我们镇的工作人员有7种不同的身份，编外人员占大多数，且是乡镇工作的主力。”东部某镇党委书记说。但这些人由于身份问题，无法在职务职级上得到晋升，一样的辛苦，却不一样的待遇，很多人看不到希望，没有工作热情。
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个乡镇打算成立一个类似镇办企业的公司，把他们都放到公司里去，优先让这个公司承担镇上的水利工程、农田整治、绿化、城镇建设等工作。“反正乡镇要雇人干这些活儿，给他们成立了公司，就可以优先雇他们。公司有了收入，可以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该镇党委书记说。
于是，这名镇党委书记向县里汇报，不仅没有得到批准，反而招来责备。理由是“县里所有乡镇都没有这样的先例”。令乡镇干部不解的是，县里好几个局都有这样的公司，一些街道社区也有这样的公司，为什么乡镇不能有?
受访基层干部反映，随着社会转型加快，新问题不断出现，基层治理势必要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但这种创新在实践中进展困难：当向上级请示时，上级未置可否;一旦出了问题，上级可能就要问责。没有上级的配合，不少基层干部逐渐失去探索创新的积极性。
在北方某省的农村改厕工作中，一开始是“一刀切”，要求全部采用双瓮脚踏式充水厕所。但是，有的农村改用水桶冲厕会更切合实际。“唯实不唯上，就会被问责。”一名乡镇干部说，由于不切实际，改厕工作很难推进，直到这个省的省级领导了解情况后，把“一刀切”的标准改了，这项工作才更顺畅地开展。
难点七
结构倒悬：出点子的多，抓落实的少
“不妨梳理一下，乡镇一共有多少活儿，像列政府职能一样搞个目录，看看就目前的人员编制能不能干完?”一名县领导说，干不完，上级又硬压，无奈之下只好搞形式应付。
一名乡镇副乡长告诉半月谈记者，他一个人担负着农业、水利、林业、农村环境整治、防火、防汛、道路两边林带治理、气象、农业统计报表、养殖厂监管、动物防疫、非洲猪瘟防控、包村信访稳定等活儿。
“有的看似小活，比如统计报表，实际耗费的精力非常大。”该副乡长说，这些活儿对应着上级农业农村、气象、信访、生态环境等10多个部门，这些部门级别越高人员越多，且都是“出点子的”，只有到了乡镇才是“抓落实的”。每个部门都向他提要求、要结果，忙不过来只能是各种应付。
他们乡镇虽然还有3个农口的自筹自支临时工，有时候可统筹做一些工作，但相对于繁重的任务来说杯水车薪。在那些没有自筹自支工作人员的乡镇，落实情况更是糟糕。
不少基层干部反映，当前，治理结构倒金字塔，上面布置工作的多、提要求的多、督查监管的多，而到了基层，往往很多工作压在一个人头上。这种治理结构导致很多问题，也直接催生了基层形式主义。
采访中，一位乡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一次，他接到上级领导布置的一个根本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完成的任务，无奈之下，他只好批给副乡长去做。
时限到后，副乡长汇报说，任务完成了。“我干了这么多年乡镇工作还不知道?这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我也不能去查，查出没完成反而‘套’住了我，只能是顺水推舟，转头也给上级汇报工作完成了。”这位乡党委书记说。
难点八
成本错配：高负荷强运转，催生无成就感的疲态
一边是基层治理空转，一边是基层干部超负荷运转，当下治理成本错配在基层干部的日常工作中体现得格外明显。
尽管中央一再给乡镇减负，一名镇长仍然形容自己每天处于“六多”状态：积压事情多、新增任务多、文件多、督查多、会议多、加班多，只有约五分之一时间在干实事，其他时间都在开会、写汇报材料、迎接督查等。他说，“每天起床就会发现各种事情、各种压力扑面而来。到晚上睡前总结，发现辛苦一天，意义并不大，迷茫和挫败感很强。”
乡镇干部为啥这么忙?乡镇工作为啥这么累?部分专家认为，在我国加快发展的背景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环境整治、风险防控等一系列工作都越来越受重视，也反映了政府对群众日益增多的诉求的积极回应，各级党员干部确实都承担了越来越大的工作量。
但是，部分工作量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治理成本是重复和无效的，原因在于其背后各种考核、检查、验收、调研设置安排不科学。同时，也存在层层推责导致任务下沉，多头考核、政出多门、神仙打架导致的工作重复和无效低效工作等原因。
武陵山区一名镇党委书记认为，人少、事多、能力欠缺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政策、机制、舆论环境等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基层干部常常不是怕辛苦，而是怕辛苦之后还没有价值感、成就感，还得不到群众的认可。
教育改革进行时
7 过于放任或压制，对孩子都是灾难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教育焦虑蔓延的当下，家长该秉持什么样的理念、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去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科技瞬息万变的今天，家庭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为此，半月谈记者专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
好的家教是培养孩子主动性和自制力
半月谈记者：现在的家长尤其是城市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存在诸多焦虑，一些家长认为，教育还是要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从孩子婴儿期开始，他们投入巨大财力为孩子报了各种培训班。近日有调查显示，有四成家庭将家庭收入的30%用于孩子的教育。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孙云晓：现在家长有两种较为极端的的教育理念：一是给孩子快乐教育不加限制，童年完全自由;二是认为快乐教育是骗局，主张“如果给了孩子幸福的童年，就给了孩子悲惨的中年和老年”，所以给孩子施加了很多压力，为孩子报了各种培训班，对孩子有各种管束。
其实，这些家长对教育的认识都比较偏颇，走向了极端，而极端的教育只会带来极端的灾难，过于放任或过于压制的童年都会给孩子一生造成难以消除的阴影。
半月谈记者：教育本不复杂，但今天的教育生态让我们陷入迷茫。到底什么样的童年生活对儿童发展是有利的，什么样的童年生活会为孩子的一生奠定幸福基础?
孙云晓：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对200多个孩子跟踪研究了20多年发现，那些发展理想的孩子都是有主动性和自制力的孩子。主动性和自制力决定了一个孩子人格是否健康，发展是否理想。所谓主动性就是有兴趣、有爱好、有追求、有梦想，敢于积极探索，内驱力强大;自制力是有规则、有底线，遵纪守法。这二者相辅相成。
如何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自制力?我认为重要的是唤醒孩子内心沉睡的巨人。以我自己为例，我在11岁时，偶然读了一批文学名著，被书中雄浑壮丽的世界所打动，就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作家。在那一刻，我内心的巨人被唤醒了。我知道，成为作家必须要坚持不断地阅读与写作。我从15岁开始坚持写日记，没有间断，到现在一共写了近50年，出版了10部文学作品和许多教育著作，可以说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其实，当孩子心中有目标时，最有可能做到自我管理、自我克制，这是教育的至高境界。提升孩子的内驱力，家长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和激励，唤醒他内心的巨人，启发他获得“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的动力。
给很小的孩子一部手机，不亚于给他一包毒药
半月谈记者：现在社会正进入网络化、智能化时代，这对家庭教育有什么挑战?该如何应对?
孙云晓：让孩子去学习，自己却在玩手机;为了让孩子不打扰自己，给孩子一部手机……现实生活中，这些现象屡见不鲜。在我看来，给很小的孩子一部手机而不加引导和限制，不亚于给孩子一包毒药，因为小孩子无法抵御手机强大的诱惑，有可能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是真正的学习革命的时代，是个性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家庭教育面临挑战的时代。父母们最好的对策就是与孩子一起成长，既要给孩子做出榜样，也要睿智地向孩子学习。
面对网络的强大诱惑，最难以改变的往往不是孩子的习惯，而是父母的习惯。网络时代当然可以娱乐，但如何处理好娱乐与学习的关系，如何学会探索与创新，正是父母需要为孩子做出榜样的关键。
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儿童与大自然的链接被割断了。生活越是现代化，人越是要跟大自然保持密切链接。孩子，尤其是幼儿，父母应多带其接触大自然，在自然中感受生活、健康体魄。
半月谈记者：现实生活中，家庭教育的责任常由母亲及老人承担，父亲则主动或被动地处于“隐形”状态，网络上出现一些如“诈尸式育儿”“丧偶式婚姻”“云配偶”等调侃的词汇，您怎么看?
孙云晓：整个教育是一个生态，每个家庭亦是一个生态。中国家庭常常被形容成“一个极度焦虑的母亲、一个缺位的父亲和一个有问题的孩子”。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生下来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亲密性，母亲有天然优势;一是独立性，父亲有天然优势，二者缺一不可。家庭教育的原则是儿童为本、父母主体、多向互动，但父母主体并非母亲主体，父教缺失是目前家庭教育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做父亲是一个男人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男人逃避做父亲的责任，其实是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家校合作不能把家庭变为第二课堂
半月谈记者：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在倡导“家校共育”“家校合作”，一些家长对此表示欢迎并积极参与，另一些家长则认为此举增加了家长负担，表示烦不胜烦。对此您如何看?
孙云晓：今天的家校合作有把家庭变为第二课堂，把父母变为老师助教的倾向，似乎一切围绕学校教育转、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就是家校合作的成功。显然，这是学校中心主义的体现，是无视家庭与家庭教育特点和规律的体现。家校合作的方向不是让家庭变为学校，而是让家庭更像家庭，越有魅力的家庭越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学校有责任指导家庭教育，但不能把学校的教学任务转嫁给父母。这种越界会使家庭教育的重心变成追求学习成绩，使家庭教育以生活教育为中心的功能缺失，扭曲了家庭建设与家庭教育的价值观，是对素质教育的一种误导。 另外，家校共育不能忽视儿童的参与，不要以为家校合作一定是做好事，也有可能是联合起来折磨孩子。
我认为，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家庭化、生活化，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好的生活是好的教育，坏的生活则是坏的教育。
需要重视的是，现在许多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是不正常的。一些家长不让孩子做家务，这其实是一种“反生活教育”。孩子的生存发展不仅需要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还需要生活智力或实践智力，只能通过生活，通过亲身实践，才能得到直接的经验，而不仅仅是从书本上获得的间接经验。这样，在发生问题时，孩子才可能有更多应对之策，不会出现伤人或自伤等极端行为。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婚姻问题专家刘汶蓉等表示，从长远来看，要建立“家庭生活教育”理念和制度，预防家庭问题发生，促进人的精神健康，促进家庭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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