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评论

　　1  制度自信的更大底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完善和发展”到“坚持和完善”，一词之差，却别具深意。

　　所谓“坚持和完善”，包括了“坚持和巩固”与“完善和发展”两层含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就是回答“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

　　需要强调的是，“坚持和巩固”是“完善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被实践充分证明了的、切实行之有效、非常管用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因此，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要另起炉灶、别求他方，而是在恪守正道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创新，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

　　“自我肯定”之于“自我否定”的胜利

　　《决定》从13个方面凝练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很大程度上，它破解了“中国奇迹”和“中国之治”背后的制度密码，并初步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道路为什么行和中国方案为什么好。

　　这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广泛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而每一个方面的论述，又都包括制度原则和治理效能两个层次。这一重大的理论创新，无疑为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扎实有力、令人信服的基本依据。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然而，有理由自信不意味着真的自信。曾经，不就有不少人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吗?在做制度比较时，如果评判制度优劣的标准掌握在别人手中，在思想观念上受其影响的人们，就很难客观地看待本国制度的优长，也就难以产生“月是故乡明”的自信和情感。

　　苏东剧变一度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在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的论调中，仿佛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成了人类别无选择的最终皈依，社会主义被认为已无前途。而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无不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模板，在其衡量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自然就被认为仍是“传统的”“前现代的”，亦即“落后的”“不文明的”。因此，其现有制度不管如何切实有效，往往还是被视为需要进行“转型”的暂时存在。在此情况下，制度自信显然无从谈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而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之治”，与频频显现的“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由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真反思治与乱现象背后的制度根源，那种对西方制度神话的盲目迷信越来越没有市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可谓“自我肯定”之于“自我否定”的胜利。有了这种精神上的主动，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这里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罢。”我们不需要到别处去寻找我们所需要的制度，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制度上的自信，绝不意味着自满

　　有了制度自信，我们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才不会把一时一地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泛泛地归咎于“制度问题”。

　　当然，制度上的自信，绝不意味着自满，更不能导向自负。真正的制度自信，必然会抱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经由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改革创新，通向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彰显“坚持和巩固”的制度自信，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不自诩为“永恒王国”，而是勉力践行日新又新、止于至善的大道。所以，《决定》既提出13个显著优势，又对13个“坚持和完善”大书特书，并且所论重在“完善和发展”。这彰显的恰恰是制度自信的更大底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推动制度自信进一步在全民族每个人的心中扎根。

　　要研析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如果只从西方的逻辑出发来认识中国道路，只能是有意无意地歪曲或误读。只有从中国自身的实践逻辑来认识中国道路，才能真正懂得中国道路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方案。已经写在人类历史上的新中国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要加强对中国制度的历史根基和独特优势的研究，讲清楚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背后的深厚文明底蕴和高超政治智慧。

　　要讲好中国故事的制度篇。制度自信一定是建立在制度认同的基础之上，就像爱国主义一定是建立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上。要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把握党和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不能照抄照搬他国制度模式，坚定不移走中国自己的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要推动各项制度更好地落地见效。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本身所产生的治理效能，就是对制度优势的最佳宣传，是对制度自信的最大支撑。对中国制度的深入研析，也要落脚到制度实践，要在制度实践中使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熟和定型。要围绕“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一重大时代命题，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制度执行力和国家治理能力。

　　半月讲解

　　2  如何理解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下简称全会)着重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体现了党更加注重党的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即通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发挥其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根本领导制度”的制度优势，把党的领导转化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最大最优的治理效能。

　　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

　　党的领导及其制度体系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地位。全会提出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领导制度。这是第一次高度概括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位置。这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是最高领导力量。

　　党强调“四个意识”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故全会提出，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既要“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又要“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形成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多方面显著优势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国家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党的领导贯穿于所有治理主体，所以全会强调“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如何领导?就是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全会从六方面对此进行了部署，包括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

　　这六方面的制度规划是“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关键内容，是保证党的领导体系能够“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核心部分，充分体现党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在这六方面制度中，有些是比较新颖的。比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不仅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和强调，而且以制度的形式把其固定下来，形成长效机制。

　　再比如，全会提出“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要求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要求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些都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都是为了“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着力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

　　努力实现最大最优的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大党就要有大党的样子，要做一个大而强的政党。

　　中组部发布的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这么大的党员存量，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强大力量。因此，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党员干部在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中的作用，使这个最大的存量变成最大最优的治理效能。

　　全会提出，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强调“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能力水平是治理效能的关键，不仅要提高党员干部个人的能力水平，更要提高党组织的能力水平。全会从健全决策机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进行了部署。

　　同时全会提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领导越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就越高。我们要更重视制度建设的作用，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半月调查

　　质量稿源“双下滑”，与科研形势反差大！中文科技期刊“嗷嗷待哺”

　　近年来，中国科学家的亮眼成果频频登上“三大刊”等国际顶级科技期刊，中国科研机构创办的英文期刊影响因子直线上升，着实让关心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人们欢欣鼓舞。只是，在“中国好论文”涌现世界主要科技期刊，“中国好期刊”在英文科技期刊大舞台中得占一席的风光背后，人们也许忽视了，还有一批自家期刊“嗷嗷待哺”，仍踟蹰在暗影之中。它们就是身份尴尬的中文科技期刊。

　　“双下滑”魔咒难破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为5052种，其中中文期刊4599种。然而与国际科学界公认的高水平科技期刊相比，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刊文质量差距巨大，编辑水平也在同行平均水准之下，影响力更不可同日而语。

　　业内普遍指出，虽然我国在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等领域已开始出现世界级的科研成果，但科技生态系统优势尚未形成，科技期刊体系布局失衡、治理方式落后，中文科技期刊尤其是“重灾区”。

　　2019年3月至5月，中国科学院学部特别设立“中文科技期刊困境与发展思考及对策建议”院士咨询项目组(后文简称项目组)，以网络问卷形式调查了2700多名科研人员和科技期刊从业人员。结果显示，大多数中国科研工作者对中文科技期刊的现状难以满意，60.4%的人回答“一般”或“不满意”。科技期刊从业者满意度更低于科研工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科技期刊质量和稿源呈现“双下滑”趋势：被调查的科技期刊从业人员有47.05%认为中文期刊稿件质量逐渐下滑，33.12%认为中文刊近年的来稿量逐渐下滑。不少没有被所谓“核心期刊”收录的期刊面临无稿可用的局面。

　　“‘双下滑’趋势已成为中文科技期刊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中科院院士高福说。

　　“指挥棒”余威犹在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影响中文科技期刊发展水平的原因除评价导向等外部环境因素持续恶化外，期刊办刊思路陈旧、编辑人才长期匮乏等内生动力因素也对中文期刊健康发展构成阻碍。

　　“评价导向‘指挥棒’威力犹在，直接导致我国大量优秀前沿科技成果对国内中文语言环境的科学交流无法发挥积极影响。”高福说。

　　业内专家指出，由于论文发表与项目评价、学科评估、人才考核和激励、资源分配等因素仍紧密挂钩，功利之风一时难以刹住。有心在科学界发展者，从初试科研的研究生到“青椒”“青稞”乃至学科领军人才，无不以尽早尽多发表英文论文为要务，既得以参与国际科学共同体，又能够在各种考评中脱颖而出。

　　在此形势下，中文科技期刊如今主要的作者群体以“练手”的硕士生为主，而且其中罕有“双一流”学子的身影。

　　另一方面，中文科技期刊普遍面临资源匮乏的局面，整体而言未能形成良性生态，既加剧人才流失，又让各家期刊面对国际出版巨头实难招架。

　　来自项目组的期刊研究专家刘天星特别指出，我国现行的科技期刊宏观管理制度，让大量水平较低甚至功能异化的期刊还有一定生存空间，由此引发权力寻租和学术不端现象。

　　解困路在何方

　　中文科技期刊困局如此，怎样谋求破解之道?多位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期刊从业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借助国家和社会资金支持，借鉴国有企业混改模式，打造专业化出版集团。中科院院士万立骏等专家表示，我国自然科学类中文科技期刊布局分散，质量悬殊，唯有鼓励期刊彼此联合协作，形成规模，才有望提升竞争力。

　　二是在规范匿名评审等方面下功夫，提升期刊品质。外部支援固然重要，修炼“内功”也十分关键。作为中文期刊，同样应遵循国际科技界通用规范，以匿名评审积累信誉与声望。

　　三是加强期刊数字化平台建设。多位科技期刊从业者表示，应着手建设国家层面的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统筹促进中文科技期刊在媒体融合发展、论文网络传播等方面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四是改善科技期刊出版管理体制。刘天星认为，应出台科技期刊专项管理办法，简化新刊创办程序，同时推行更严格的退出机制，及时淘汰“劣币”，维护中文科技期刊公平竞争环境。

　　五是对科技人才考核评价体系作出必要调整。当前，应综合考虑不同层次高校科研水平的实际和不同学科成果传播生态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增加中文论文在人才评价中的比重;同时也应改变影响因子的单一评价机制，增加期刊影响力和服务读者能力等复合指标。

　　六是重视编辑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中文科技期刊“造血机制”。科技期刊从业者认为，应将期刊编委服务纳入学术考核和学术荣誉体系，在激励体系中予以重视。

　　半月世界

　　4  金砖之光，照亮全球治理变革路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治理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有增无减，世界经济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11月13日至14日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再次为破解这些赤字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案。这也是自2009年金砖机制正式建立以来，金砖国家为世界发展所做的持续贡献。

　　金砖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方案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一定程度反映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治理复杂性明显增强，全球治理改革举步维艰，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规则不断遭受冲击，全球化速度呈现下降趋势。

　　以现存贸易体系为例，当前主要存在着三种力量：一是保守主义，以右翼保守势力为代表，提倡贸易保护，但并不反对战后建立的自由贸易秩序；二是变革主义，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代表，希望在现存自由贸易体系的框架下，改革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三是颠覆主义，他们想另起炉灶，放弃旧有的多边、自由的全球贸易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为达成这个目的，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这三种力量相互竞争、交织，使得重塑自由贸易体系的过程异常复杂。

　　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传递反对保护主义的积极信号，体现了金砖国家的责任与担当，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不断受邀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开展对话，共谋发展，金砖合作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可行方案。

　　金砖精神让务实合作更有效

　　习近平主席曾用“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务实创新、合作共赢，胸怀天下、立己达人”24个字概括“金砖精神”的深刻内涵。在这一精神引领下，金砖各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深入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其一，机制建设日益完善。金砖国家已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机制，为金砖国家就共同关心的全球重大热点问题及时交换意见搭建了平台。

　　其二，经贸金融硕果累累。经贸合作由传统货物贸易领域向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不断拓展，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步入正轨。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不断提升本币结算比例，签署多项货币互换协议，逐渐编织起金融安全网。

　　其三，政治安全合作不断深入。金砖国家站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共同发声，在反恐、应对气候变化、禁毒、打击网络犯罪等问题上密切合作，就国际和地区安全热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其四，人文交流不断丰富。金砖国家合作逐步走向涵盖体育、文化等多领域立体式的合作，未来还将不断深化。

　　今年金砖会晤的一大亮点是聚焦科技创新合作，这是金砖合作不断拓展合作议题的具体体现。

　　金砖机制提供合作共赢新模式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依然是时代潮流。

　　在诸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共享型全球价值链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等很多方面，金砖国家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金砖国家也在不断探索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思路。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金砖国家积极提高开放程度，主动寻求对外合作、拓宽合作领域，发展包容开放的多边国际合作机制。这一机制正向世界提供一种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有“好政策”没获得感，梗阻何在

　　编者按：群众有没有获得感是检验一项政策成效的最终标准。人们常说，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这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并不能完全概括一项政策出台后，群众没有获得感的原因。

　　半月谈记者近期分赴福建、四川、广东、海南、山西等省份展开调研，了解基层政策落地情况，从具体案例剖析从政策制定出台到落地见效的全过程，梳理影响群众获得感的种种梗阻。

　　政策制定梗阻：不接地气、太过教条、治标不治本

　　一些部门或地方在政策制定前对基层情况调研不深、了解不够，有些政策治标不治本，或是为了创新搞“新概念跑车”，以上种种，皆因政策本身“先天不足”，致使政策无法落地，群众难有获得感。

　　采访中，有基层干部说：“负责政策制定的领导专家们，制定政策前要多到基层走走，到生产一线实地考察一下，听听老百姓的意见，不要坐在办公室里定政策。”

　　——有的政策不接地气、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刀切”。

　　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从2017年起我国北至渤海湾，南至北纬12度的南海，开始施行最严格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渔民普遍为休渔制度叫好，但认为目前的起始时间不接地气，存在“一刀切”。

　　“去年4月，我看到一个码头上堆满了小鱼，只有小指头那么大，也不能上市，只能当饵料，看着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福建省一位渔民对半月谈记者说，闽南渔村有俗语“清明谷雨，大鱼小鱼当母亲”，指的是4月前后大多数鱼类就开始怀孕、产卵，如果5月才开始休渔就太迟了。

　　“从北到南，休渔海域的跨度近3000公里，其间数千种海洋生物的产卵期生长期都不一样，但休渔的开始时间都是5月1日，明显不合理。”当地一位渔业协会会长认为，应根据各地鱼类重点繁殖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休渔时间，保护幼苗，如台湾海峡附近的休渔期应为4月至7月中旬为宜，他曾经也向农业农村部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回应。

　　——有的政策制定太“教条”，附加门槛不切实际。

　　9月初，半月谈记者来到南方一山区县的吊瓜产业扶贫基地，看到一片示范园区的瓜棚用的是粗粗的水泥柱子和钢管架子，老百姓自己家的瓜棚用的都是竹子材料。园区负责人坦言，从成本和效益上考虑，实际上用竹子材料就足够了，为了拿到示范园区的补贴，企业才用了成本较高的材料。

　　“沿海风大，尤其是可能遭遇台风直接袭击的地区，才需要这么粗的水泥柱子。我们这儿是山区根本用不上。但政策规定了，要拿到示范园区的补贴，就得按统一标准做，实际上验收完就没用了。”一位村主任说，有的政策太“教条”，还要求供水系统自动化、电脑控制温湿度等，造成不少浪费。

　　——有的政策为创新而创新，搞“新概念跑车”。

　　“区里要打造特色党建品牌，什么‘红色联盟工作法’‘12345工作法’，一套一套的。”东部某省基层干部说，上级部门热衷于搞一些新提法、新政策，实际工作内容和方式并没有什么改变或创新，其实是包装材料、玩概念。

　　2017年上半年，半月谈记者曾在南方某县级市调研，市里刚出台一项“创新”政策，相关内容几乎全市的干部都能背下来。可当2018年记者再去该市调研时，当地已因此项“创新”实在无法施行，换了新的政策。

　　粤东某地为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大搞新“政策项目”，要求每个乡镇打造一个上百亩农业基地，每个村要打造一个50亩连片农业基地。“一些镇村原有基础比较差，且不少是边远山区，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家里多是老弱病残，搞这么大的农业基地谁来经营?”当地一副镇长表示，这一政策“创新”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难以推行。

　　——有的政策治标不治本，引发群众不满。

　　近年来，教育部门陆续下发数十次“减负令”，以期减轻学生负担，然而却出现了一个较为尴尬的场面：校内减下去，校外增上来。

　　许多家长的经济负担也因此而加重。为了解决校外补习机构带来的课后负担，教育部门又针对校外培训下了“减负令”，试图遏制校外补习机构的生长。然而家长依旧不领情：不补课怎么快速提升学习成绩？不补课难道任由孩子考低分上职校？不补课如何考上理想的大学？

　　许多家长认为，仅仅文件减负只是治标不治本。他们呼吁教育部门“要深入去研究学生负担难减的原因，从根源上治理学生负担重的问题”。

　　政策执行梗阻：保障缺失、急于求成、层层加码

　　在政策执行层面，一些政策出发点虽好，但没有考虑实际落实条件，后续制度建设跟不上，导致落地难；一些政策在执行中急于求成，简单粗暴一刀切，引发诸多后遗症；还有一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层层加码，基层只好层层对付……凡此种种，一些出发点很好的政策没有收到好的效果，有的甚至被群众认为是“瞎折腾”。

　　——配套保障缺失，政策落地难。

　　三农主体贷款难、贷款烦、贷款贵一直是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为此，国家和地方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尽管现在农村土地经营权可做抵押，但如何对经营权估值、变现，仍是难题。”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说。

　　据某地农业局农村改革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基层落实土地流转收益抵押贷款政策有难度，一是土地流转收益的评估体系不完善，农产品周期长、风险大，评估机构少，导致评估难；二是抵押物产权交易中心才建立，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制度指导。

　　专家认为，虽然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国家正在探索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四荒使用权等经营权转化成为更加具有资产属性和抵押效力的权利，但农村资产评估体系不健全、缺乏专业评估人才和科学完整的评估标准体系、缺少集中且高效的交易市场、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限制了这些权利转换为金融机构认可抵押物的能力。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某省2013年出台《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要求树立“公交优先、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提供资金、土地等要素支持和保障；各级政府每年要安排不低于1%的当年财政预算收入，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运营补偿补贴等。

　　该省一家民营公交企业反映，这份文件出台6年多了，当地政府一直没有落实配套政策，不仅没按文件规定给予公交运营性亏损补偿补贴，也未给予公交土地扶持，导致公交企业运行艰难，面临停运风险。

　　——推进政策急于求成，简单粗暴。

　　在各地治理大棚房时，有的地方为求快速“见效”，不分具体情况强制要求“齐步走”。

　　某基层农业部门负责人说，有的地方将建在农用地上超过一层的建筑物就认定为“大棚房”，实际上很多都是建在政策允许的设施农业用地上，而且盖两三层也是为节约用地，“这种超过一层就得拆的要求，让很多现代农业投资者损失惨重”。

　　“治理大棚房非常有必要，但必须建立在调查清楚，分门别类的基础上。”西部某分管大棚房整治的副县长说，实际操作中，划定一条线，不管合理不合理，就要基层去执行，这让他们很犯难。

　　“这种现象在基层经常出现，背后也有政策执行层层加码的因素。”一位基层干部坦言，为了体现对上级部署工作的重视，一些地方把倡导性、引导性工作异化为强制性要求。这种“齐步走”的工作推进方式，表面看“有魄力”“力度大”，然而落实的真实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执行层层加码，基层苦不堪言。

　　如有的省里相关部门制定了一项政策，政策出台的初衷和实施范围也讲得很清楚，或者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先实施。但这项政策到了市县以后，很可能就被“功利”地理解了，一些地方将“有条件”理解为必须要做，甚至考虑争优争先，不能输给其他市县。还有政策执行的时间，省里考虑的可能是两个月，但到了乡镇或者村一级，时间有时甚至被压缩到只有一两周了。

　　这种做法看似在倒逼基层干事担当，实则造成一些政策举措无法真正落地，结果只能是“你能甩责任，我就瞎对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敷衍塞责、应付了事的不良风气。

　　政策落地梗阻：大包大揽、部门打架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许多政策尽管顺利落地，但群众却无感；又或者政策虽然落地，但与其他政策有冲突，群众无所适从。

　　——政府大包大揽，群众不买账。

　　在部分惠民政策落地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强势介入基层自治事务，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难以走出大包大揽的思维方式，“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往往只剩下“政府主导”式的单打独斗。在政府强力主导、强势执行之下，农民群众的意见在一些地方乡村建设中“被绝缘”。村民认为，重金打造出来的村容村貌、大铺摊子搞出的政绩项目，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过去，村里修条路，家家户户都会积极投工投劳，十分热闹；现在，农民都忙着在外打工挣钱，村里的建设主要靠政府推动。半月谈记者在河南一村庄采访发现，虽然村里正热火朝天地改水、改厕、改路，却少见村民投工投劳的身影，村庄整治基本上靠政府请人在做。

　　“基层干部为了做工作累死累活，村民却在一旁看，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治理成本，也是一种角色的错位，并由此引发了许多新问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认为，乡村振兴不能政府包办，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群众没有参与，基层政府花了钱、办了事，群众也可能不认可，不满意。

　　——部门“打架”，基层无所适从。

　　基层反映，目前各个部门之间政策不协调现象依然存在。

　　一位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基层与上级政策制定部门不一样，政策制定部门属于行业部门，只需要根据一个行业或者业务制定政策，但基层的执行部门，需要执行各个部门制定的政策。如果各个政策之间不协调，基层落实起来无所适从，群众因此受折腾，谈何获得感？

　　如农业部门多次发文鼓励种养结合模式，将养殖场的粪污、沼液作为有机肥还田，既能够减少环境污染，又能改良土壤。但由于“沼液还田”缺少相关执行标准，一些地区环保部门认为沼液还田涉嫌污染排放。部分农牧企业因为沼液还田技术做得好，既是农业部门的明星企业，也是环保部门眼中的“嫌疑犯”。

　　“按环保部门的要求，沼液要经过处理后实现‘达标排放’，也就是说最后排放的液体COD（化学需氧量)要在200以内，但也就意味着什么营养也没有了。”一位农牧公司总经理告诉半月谈记者，农业部门要求利用沼液的“肥力”，但环保部门认为沼液的“肥力”是污染，企业常常左右为难。

　　“没有执行标准，我们也很郁闷。”南方一个山区的环保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多少浓度的沼液可以还田，还田时要用什么工具，这些都没有相关标准。目前环保部门只能参考“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要求沼液必须实现“达标排放”。“实现达标排放要加不少除磷去氮的药剂，成本高昂，相当于用一种资源去消化另一种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6  “党建+N”，美丽乡愁留得住

　　初冬的阳光铺满大地。在湖南岳阳汨罗市桃林寺镇三新村村民文化广场里，村民们晒暖阳，拉家常，话语之间，满是幸福。在他们周边，青山叠翠、花香芬芳，现代田园风光浑然天成。

　　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为突破口，汨罗市坚持党建引领、乡贤助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精神风貌、人居环境、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党建+N”，共识求共治

　　汨罗镇武夷山村地处城乡接合部，由3个村合并而成，社会治理任务繁重。

　　武夷山村坚持党建带群建，以“党建+协会”形式，组建以老党员、复退军人为主要成员的矛盾纠纷调委会、助学社、退役军人之家等8个社团组织，参与村务管理，构建德治、法治、自治相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连年交出无上访、无治安刑事案件、无公共安全事件、群众满意度高的成绩单。

　　为推动文明殡葬，武夷山村建成汨罗市首个壁葬式生态公墓“福寿园”，提供9000余个壁葬格位。为了让老人们接受殡葬新形式，老年协会挨家挨户做工作。

　　“我举双手赞成。”74岁的老人周吉祥主动销毁了10多年前就准备的两具寿器。他说，老百姓一有事，村里毫不犹豫先解决，理应站出来支持。短短数天，该村2012名60岁以上老人全部承诺生前不办寿，死后遗体火化进公墓安葬，并主动销毁寿器，填平“活人墓”。

　　除了“党建+协会”，汨罗还积极探索“党建+志愿者”“党建+乡贤”“党建+理论宣传”等“党建+N”模式，以“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较好破解了乡村治理、为民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难题。

　　乡贤助力，家园变花园

　　建设好家乡，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汨罗以“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清清爽爽”为目标，全员发动、全域铺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颜值。

　　“左边原是石灰池，现在改成了停车场；右边原是一片近20亩荒草地，现在改成了蔬菜种植基地，每个种植户年增收近2万元。”走进桃林寺镇三新村茶木塘屋场，屋场负责人何建辉言语中透露出满满的自豪。

　　为建设家乡，何建辉动员家庭，带头为屋场建设捐款46万元，引导组上在外青年筹资共260余万元。现在茶木塘屋场里，原本只有1米多的村道拓宽至4.5米，村民活动中心、健身户外活动广场、小游园、菜园相继建设起来。雨污分离、厕所改造、垃圾分类……几个月时间，该地从“脏乱差”转身为“清绿美”。

　　在汨罗各镇各村，乡贤引领，群众配合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成为新风气。汨罗全市成立300余个理事会，群众自发筹募资金超2亿元，做到自己的事自己定、自己的活自己干、自己的村庄自己建。

　　2018年以来，汨罗全市治理黑臭水体433处，重点创建60余个示范村，规范建设集中建房点49个，推进小游园、小广场、小果园、小菜园“四小园”建设，充分做好美化文章，凸显乡村品位，促进土地集约提效，人居环境提质。

　　绿色发展，“颜值”有价值

　　眼下，虽进入冬天，汨罗市白水镇西长村“四季花海”仍吸引许多游客纷至沓来。整个西长村的山头，种植了红豆杉、樱花、紫薇、红叶石楠、栀子花等20多种苗木、200多万株果木。

　　从昔日的“穷乡僻壤”，到今日的“金山银山”，当地农业农村带头人彭双全说，利用“颜值”提高“产值”，西长村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今年以来，西长村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000多万元，村民人均从旅游业中获得收入1.2万元。

　　今年55岁的倪普良是西长村村民，他被聘用在宏昌农业有限公司旗下的草莓种植基地工作。倪普良家有3亩地，土地流转前每亩地每年只有不到2000元的收入；土地被流转出去后，光租金每年就有2000元，另外每年打工还能赚得万把块钱。

　　“依托产业，乡村发展才有生命力。”汨罗市委书记喻文说，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因地制宜探索适合的发展新模式，让乡村农业、旅游观光、生态、文化等协同发展，既换来“金山银山”，又留住“美丽乡愁”。

　　教育改革进行时

　　7  父教缺失正影响孩子们健康成长

　　对话家庭教育专家孙云晓

　　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联盟。然而当下，一些家庭中父亲在教育孩子上做得很不够，“丧偶式育儿”“隐身父亲”“影子爸爸”等调侃在网上传播，引发诸多共鸣。

　　父教缺失会带来哪些影响？父亲在育儿方面有何优势？怎样才能做个好父亲？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在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好好做父亲》一书中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述。半月谈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孙云晓。

　　父教缺失不仅是家庭问题

　　半月谈记者：目前社会上，尤其是网络上不断出现一些调侃的词汇，如“丧偶式育儿”“诈尸式育儿”“云配偶”等，对某些不称职的父亲表达不满，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孙云晓：我曾与一位出租车师傅聊天，当他知道我是做儿童教育工作时，他说：“老爷们儿还搞什么儿童教育啊？”我问他：“你不管孩子的教育吗？”他不以为然地说：“教育孩子是她妈妈的事，我就管挣钱。”我想，这位的哥父亲或许就是不少家庭中父教缺失的缩影。

　　现实中，确实有一些父亲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与孩子日趋疏远甚至陌生，父教缺失的现象依然存在。不过，我对网上“丧偶式育儿”“诈尸式育儿”等形容父亲的词汇不太认同，这些说法过于偏激。不可否认的是，父亲也是有爱心的，父爱是有巨大潜力可以去挖掘的。

　　半月谈记者：在媒体报道的许多青少年犯罪的例子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原生家庭问题教育的影子，尤其是父教缺失的影子。您认为，父教缺失会带来哪些危害？

　　孙云晓：很多研究证明了父教缺失与青少年问题行为，如暴力、犯罪、性问题、网络成瘾等之间存在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父教缺失看似影响的只是自己家庭、自己孩子的发展，实则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进展。提高父亲在养育中的作用，不仅是家庭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

　　再好的母亲也不能代替父亲

　　半月谈记者：不少职业女性抱怨，有了孩子以后，她们不仅要工作，还要做家务带孩子，而老公像一个隐形人，觉得家里的事就该女人做。对此，您怎么看？

　　孙云晓：我曾经和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大家对话，他给我讲了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听众问他，如何让我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他回答：回家好好爱你的妻子。在大多数家庭中，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多，如果她是焦虑或抑郁的，其情绪很容易被孩子吸收，在焦虑与抑郁中长大的孩子，成绩能好吗？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母亲经过十月怀胎，有天然的责任感。对于父亲来说，同样需要有高度的责任感，给予母亲和孩子足够的体贴和支持，他们才能有更多的安全和自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关系中，应该是夫妻关系第一，亲子关系第二。夫妻关系不能让位于亲子关系，尤其是有些母亲经常在孩子面前贬损丈夫“窝囊、没本事”，这种行为极其有害，不仅打击了父亲，对孩子而言，父亲的权威性丧失了，榜样就倒塌了。

　　半月谈记者：父教和母教有何区别？

　　孙云晓：美国父亲角色研究的专家罗斯·派克教授等研究发现，人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亲密性，如慈爱、宽容、合作等；二是独立性，如勇敢、坚强、责任等。两性的个性差异是相辅相成的。

　　母亲在家庭教育中至关重要，但再好的母亲也不能代替父亲。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教至少有三大优势。

　　父教是性别之育。一个健康的父亲角色的存在对男孩的性别塑造必不可少。研究证实，男孩在4岁前失去父亲，会使他们失去雄心和攻击性。对女孩而言，缺乏来自父亲信息的反馈，女孩往往会对自己的性别角色感到困惑，可能出现更多的焦虑。

　　父亲是规则之育。生活中，母亲会表现出更多的包容，父亲更喜欢给孩子立规矩、定规则。

　　父亲是运动之育。父亲在发展孩子运动兴趣、提升孩子的运动能力方面，往往具有母亲无可比拟的作用。

　　“黄金时间”和“关键时刻”

　　半月谈记者：一些爸爸认为，男人的价值体现在工作上，是要在外面呼风唤雨的，更何况工作那么忙，怎么能有时间来陪孩子？

　　孙云晓：几年前我在家乡青岛演讲时，一位女经理对我说，尽管她的父亲远在青海工作，很少见面，但却是最爱她、对她帮助最大的人。“我父亲给我写过2000多封信！”这位父亲从女儿小学开始就鼓励她给自己写信，然后在信的背面给女儿回信，一直坚持到孩子大学、工作以后。

　　忙碌是时代的特征，再远再忙都不是理由，关键是能否真正尽到责任。从长远来看，孩子的发展远比金钱重要。因为孩子的发展是不能等待的，错过了儿童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期，也就是13年左右时间，等孩子长大后，父母往往就无能为力了。

　　半月谈记者：忙碌的爸爸如何陪伴孩子？有什么技巧？

　　孙云晓：我认为，忙碌的爸爸们在尽量多陪孩子的情况下，最关键是要有“黄金时间”及“关键时刻”。

　　高质量的黄金时间有3个特征：专注，这段时间专门留给孩子；孩子需求为中心，由孩子来主导安排这段时间做什么；倾听，让孩子感受到爸爸是真正在乎自己、关心自己，增强孩子的安全感和价值感。十几分钟黄金时间抵得上几十遍甚至几百遍内容空洞的“我爱你”。

　　有一些“关键时刻”，爸爸千万不能错过。比如孩子出生、每年生日、孩子特别在意的某个重要活动。许多孩子长大后对爸爸美好形象的回忆往往也定格于这些关键时刻。

　　我希望每一个爸爸都能与孩子有个黄金时间，可以是睡前一小时，可以是周末一天，在这一天专注的与孩子在一起。

　　半月谈记者：您认为，一个好父亲应该具有哪些品质？

　　孙云晓：好父亲应该具备8个品质，并以此为孩子做出榜样：好父亲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的；好父亲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好父亲是勇敢独立、不怕风险的；好父亲是目光远大、积极选择的；好父亲是是非分明、坚持原则的；好父亲是胸怀宽广、大度包容的；好父亲是勤劳节俭、自律自制的；好父亲是爱好运动、顽强不屈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亲已经觉醒或正在觉醒。孩子的成长是不能等待的，我们教育孩子处在一种倒计时状态，希望更多的中国父亲可以觉醒，参与到养育孩子的伟大事业当中来。

　　解码城市

　　8  吴忠：水城共舞

　　吴忠，一座人口不足150万的西北小城，得黄河水千年润泽，成为宁夏引黄灌区的菁华之地，自古享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

　　多年来，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做足做实“水”文章，通过兴修一系列水利设施，菁华之地更加“菁华”，而其被腾格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所困”的干旱地带也得享滋润，有机枸杞、酿酒葡萄、黄花菜等新兴产业成为脱贫增收的金钥匙。

　　世居于此的吴忠人也并非一味索取：兴建一批黄河文化地标，这里成为全国最能亲近黄河风光、最能感受黄河文化的地方；铁腕推进治污、植树造林、退耕还湿等，呵护、保卫着母亲河，实现“水城和谐共生”。

　　依沙傍黄，以水为魂

　　自公元前214年秦朝始设富平县，吴忠已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而治水用水则贯穿着这座依沙傍黄城市的发展历史。

　　据历史文献记载，宁夏引黄灌溉史可远溯秦朝，古人从今吴忠市青铜峡开渠口，引黄河水自流灌溉。此后经年，这片土地历经汉代的移民开发、屯垦凿渠，唐代的筑堤引水、垦荒开田，元代的因旧谋新、建闸设堰，明代的疏浚修治、改立石闸，清代的地丁合一、奖励开垦，推动宁夏平原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变，不同文化共融共生。

　　到新中国成立，宁夏的黄河灌溉史翻开新的一页：以灌溉与发电为主，兼具防洪、防凌和工业用水等效益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结束了宁夏2000多年无坝引水的历史。黄河水由现代技术提引，经古今渠系流向宁夏北部各县市。

　　吴忠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胡建东说，宁夏平原的早期水利工程基本都在吴忠境内，成就沃野千里，良田万顷，素有“塞上粮仓”之称。如今，秦渠、汉渠、唐徕渠等古渠仍在汩汩流淌，滋润良田。

　　2017年10月，宁夏引黄古灌区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填补了宁夏申遗空白，向世界亮出了“塞上江南”的靓丽名片。

　　感念黄河哺育之恩，吴忠市近年来在河两岸兴建了一批黄河文化地标——黄河楼、黄河坛、大禹文化园、塔林博物馆等。闲暇时节，人们在这里领略黄河美景，接受黄河精神的洗礼。

　　引黄用黄，靠水而兴

　　“没水啥也种不了。”红寺堡区太阳山镇小泉村35岁的种植大户李志巧说。位于吴忠市南部的红寺堡区原本是一片戈壁荒漠，从1998年至今，约有23万人从“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搬迁而来，形成我国最大的生态移民扶贫开发区。

　　荒漠上垦绿洲，黄河水是“命脉”。通过扶贫扬黄灌溉工程，黄河水被四级泵站扬起近299.1米送到红寺堡，成为当地的“生命原浆”。

　　得扬黄之利，李志巧带领穷乡亲们发展苗木、青贮玉米、黄花菜等产业，为流转而来的近2000亩沙土地覆上了一层“希望绿”。今年，仅合作社的800亩黄花菜就能收入40多万元。

　　正因为黄河水，这里“无中生有”发展新产业，通过引进、种植黄花菜和酿酒葡萄等经济作物脱贫致富。“当地老百姓过上了拧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的好日子，他们常说‘黄河水甜，共产党好’。”吴忠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负责人马学峰说。

　　同样处于吴忠市中部干旱带上的革命老区——同心县、盐池县也依靠各种水利工程输送的黄河水日益兴旺，破解了“土地喊渴人喊饿”的千年魔咒，滩羊、芦笋、中药材等产业发展正佳。

　　然而，给旱塬带来无限生机的黄河水并非取之不竭。国家每年分配给吴忠的用水量约为15亿立方米。为最大限度用好黄河水，吴忠市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建设了约128万亩高标准农田，占全市农田总面积的1/3，亩均节水120至160立方米。

　　“滴灌、喷灌、覆膜等节水技术颠覆了过去传统的大水漫灌，使黄河水的综合利用效率明显增加。”马学峰说。

　　在绿色农业提档增效的同时，吴忠市绿色工业也在提质扩量。近年来，吴忠市以经济绿色化、绿色产业化为内核，构建“3+X”产业体系，健康食品、高端装备、现代纺织三大主导产业已粗具规模，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渐次兴起。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吴忠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5.8亿元，同比增长7%。产业的发展最终反映在百姓的“钱袋子”里。2018年，吴忠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478元和12045元，分别比1998年吴忠撤地建市时增长了7.5倍和5.5倍。

　　爱黄护黄，与水共生

　　深秋季节的青铜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内，成片芦苇在阳光下泛着淡金色，轻柔摇曳间尽显梦幻；成群水鸟或轻踩水面激起水花点点，或浅翔水上带起白浪条条，湖光潋滟间野趣横生……

　　因水鸟种类、数量繁多，紧靠黄河的库区被誉为“西北第二大鸟岛”。然而，上世纪80年代时，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观念影响，邻近村民来此围堰造田、挖塘养鱼、兴建牧场，严重破坏湿地生态平衡，库区水质变差，生物多样性锐减，曾一度“鸟岛不见鸟”。

　　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黄河的“净化器”，岂能让它就此消失?

　　为了守护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2007年9月，青铜峡库区湿地保护建设管理局成立，库区退耕还湿工作拉开序幕。通过以补代偿，收回耕地、鱼塘、牧区，拆除人类临时居所、养殖设施等，青铜峡库区截至目前已还湿12万亩，又变成了苍鹭、鹘丁鸡、白尾海雕等187种鸟类栖息觅食的天堂。

　　“这两年我们还观测到了鸟中‘大熊猫’黑鹳，这种鸟对生存环境很挑剔，充分说明库区水质好了，生态美了。”青铜峡库区湿地保护建设管理局副局长马建明说。

　　退耕还湿只是吴忠市“呵护”母亲河整体战略的一步。这些年，吴忠市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全力推进铁腕治污，还净于水。据不完全统计，仅植树造林，吴忠每年投入就超过10亿元，如今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16.5%，先后斩获“国家园林城市”“中国十佳绿色城市”等荣誉。

　　吴忠市保卫母亲河的行动还在继续。当前，全市正在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对乱占、乱采、乱建、乱堆等行为亮剑。

　　吴忠市委书记沈左权说：“我们要强化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做好黄河生态保护工作，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真正让黄河造福于民、造富于民。”

　　时政·财经

　　9  浙江：迈步“平安大道”

　　自2004年5月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建设平安浙江”以来，当地坚持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创新社会治理手段，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同步推进、社会治理与平安建设同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步增强的“平安大道”。

　　“平安指数”铸就社会“大平安”

　　浙江省委建设平安浙江领导小组在审议2018年平安市、县时，对经济发展领先的杭州市滨江区实施“一票否决”。这是因为滨江区虽然当年平安考核的分数达标，但当地发生的虞关荣涉黑案件社会危害恶劣，群众反响强烈，不否决不足以服众。

　　涵盖民众普遍关心事项的“平安指数”，在考核评估中始终坚持“平安不平安，百姓说了算”，把群众知晓率、参与度、安全满意度作为平安考核的主要依据。群众关注什么，就重点考核什么，群众怎么评价，考核就怎么计分，真正把话语权、评判权、决定权交给群众。

　　浙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说，“平安浙江”建设从酝酿到决策、从实施到深化、从考评到奖惩，每一个环节都坚持民意导向，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信号，积极回应广大干部群众关切。

　　比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在项目落地前，要先听取群众的意见，评估项目的风险，再作出相应的决策建议。一旦被评估定性为“高风险”，就意味着该项目需要暂缓上马或进行调整，一大批问题隐患在源头得以消除，有力推进了科学决策。

　　“凡是经过认真评估的决策事项没有一件引发群体性事件。”浙江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朱晨说。

　　2003年至2018年，浙江省刑事案件总量大幅下降；命案从1400余起下降到317起，并实现了“命案全破”；群体性事件从2500多起下降到70多起。特别是2018年，火灾事故、死亡人数，比前一年下降32.5%、37.5%；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前一年下降13.29%；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上升至96.84%。

　　基层治理化解矛盾，群众参与调解纠纷

　　外地打工多年的李扬建2018年回到家乡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成了村里网格员。“我的工作就是每天走访在田间地头，提供便民服务、调解矛盾纠纷、排查安全隐患，把基层情况及时传递给党委政府，筑牢平安建设的第一道防线。”向上不断地传递信息，向下打通服务群众的渠道，活跃在7.08万个网格上的网格员成为浙江基层治理“保平安”的“神经末梢”。

　　打造平安环境，重在化解“小事”。浙江省全面推广建立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立了以个人调解模式、专业调解模式和商会、行业协会调解模式为主的组合型矛盾纠纷化解模式。

　　乡贤联合会让“好人”“能人”“热心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活跃细胞。绍兴上虞区挖掘433位资历深、阅历广、威望高、经验丰富的乡贤加入“乡贤调解人才库”，在镇、村设立乡贤调解工作室。2018年上虞区乡贤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4100余起，调解成功率高达98%。

　　来义乌经商15年的阿富汗商人阿兹兹还有另一个身份——义乌国际商贸城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外籍调解员。不久前，说一口流利汉语的阿兹兹顺利调处一起也门外商与中国商户的贸易纠纷。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陈津颜说：“外籍调解员至少掌握3种语言，不仅破除了语言障碍，还增添了调解亲和力和公信力，提高了调解成功率。”

　　来自第三方机构的统计数据表明，2018年，浙江省平安建设群众参与率高达60%，同比增长6个百分点，在各种创新机制的引导下，平安建设赢得了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如今， 杭州“武林大妈”、嘉兴“乌镇管家”、温州“综治八大员”等，纷纷成为建设“平安浙江”的中坚力量。

　　智慧科技生成核心战斗力

　　利用科技创新风险提防机制，变“过后救火”为“超前防火”，可将大量社会治理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以欠薪预警为例，杭州市余杭区新开辟了欠薪预警平台，通过大数据监控企业发生欠薪的风险，并以此为线索对欠薪隐患企业开展专项执法调查，2019年上半年，全区欠薪案件案发率同比下降了31.7%。

　　杨光照是诸暨市枫桥派出所“老杨调解中心”负责人。从2006年开始，他用脚走到调解现场，用笔写下上万件调解协议书。而今，老杨和他的“徒弟”们可以坐在联合调解大厅，在线为远在千里的双方当事人解决矛盾。2018年6月，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在浙江全省上线运行，实现了在线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五大功能的有机结合。

　　在丽水松阳，乡镇干部手绘的2000多张民情地图不断升级，成为“全民情电子地图”，打开电脑就能查阅每个村民的家庭状况、每个村的管理现状、每个企业或商铺的经营信息等。在温州，“大数据+人民调解”可以为当事人智能匹配最佳调解模式、自动推送调解结果预期；在宁波，移动微法院让“手机上打官司”成为现实；在著名侨乡青田县，涉侨纠纷在线调解新模式已经建立。

　　盗窃电动车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万万没想到，他早在作案之前已经进入警方视线。杭州市江干区警方利用“清流”智能防控平台对前端感知源所捕获的实时数据开展后台精准分析，早已智能弹窗预警。

　　2018年以来，江干公安分局践行“感知上线+数据运算+行动落地”在线警务运作模式，将传统公安侦查思路以积分形式量化，对高风险人员进行细类分析、精准计算，并智能推荐至街面治安防控力量，辖区内侵财案件下降40.4%，破案率已超过80%，有力掌控了辖区内的治安防控形势。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表示：“我们要充分发挥浙江数字经济领先的优势，充分运用最新科技信息成果，不断增强对现代科技的适应力、掌控力，推动平安建设从‘互联网+’到‘智能+’的转变。”

　　科技·文化

　　10  科学探索奖，扶探索者前行

　　11月2日，一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大奖——科学探索奖在北京举行了首届颁奖礼。“探索”作为这一奖项的关键词，格外让世人好奇其评审的眼光与方式。

　　如果你了解到大奖是由腾讯公司联合诸多科学大家发起的，也许还会再问：社会力量赞助科学大奖，会给科学界带来怎样的新空气?

　　面向未来，奖励潜力

　　由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与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及毛淑德、何华武、邬贺铨等科学大家共同发起的科学探索奖自2018年筹备起就广受关注。

　　11月2日，在该奖项首届颁奖典礼上，50位获奖青年科技工作者分别获得300万元奖金。

　　这一奖项用于奖励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天文和地学等九大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的50位科学家，获奖者需满足在中国大陆全职工作，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等基础条件。每位获奖者将获得300万元人民币，分5年发放。

　　首届获奖人来自全国11个省市的26所科研单位、高校和企业，从年龄分布看，35岁以下有9人，最年轻的获奖者32岁。其中，此前未获其他重要奖项者占比16%。

　　“科学探索奖着眼于科学家的未来潜力，而不止于其以往成就。我们关注的是科学家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能会有哪些创造性的收获。”腾讯公司副总裁、科学探索奖执行委员会主任兼秘书长王妩蓉介绍，科学探索奖奖的是“人”而非“项目”“课题”，更希望把激励与科技工作者探索事业的可能性关联起来。

　　精简流程，专业评审

　　科学探索奖执行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科技企业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到科技奖励事业，在评奖流程、评审标准等环节尤其要有更规范的意识和更审慎的自觉。

　　2019年4月15日，科学探索奖提名报名工作截止，最终共收到了1335人的有效申报材料。申报人与获奖人比例为25：1。如何更具公正性地选拔出真正有潜力的学者?科学探索奖评审委员会从几个方面着手：

　　——严格履行“科学家说了算”原则。数据显示，共有超过350位各领域专家参与评审，逾百位两院院士参与其中。王妩蓉介绍，在评审的第一环节，组委会还引入小同行评审机制，“尽量让每一位申报人的方向都有匹配的评委”。

　　——2条申报渠道畅通，4道审核严谨筛选。奖项申报有两种方式：一是专家提名，二是自由报名。数据显示，最终获奖的50人中，有7人自“毛遂自荐”式的自由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评审流程则主要分为4个阶段：初筛、同行评审、复审和终审。“终审采用了答辩形式，每位申请人有半小时答辩时间，我们还专门研发了投票系统，更方便评委匿名投票。”王妩蓉说。

　　——精简流程、减少对科技工作者的干扰和干预。天文和地学领域获奖者、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说，参加此次评审，她一方面感受到了竞争的激烈，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流程的精简，除了最初提交评审表格和终审答辩，此次评奖再没有让她操心的事情。

　　生命科学领域获奖者，北京大学研究员刘颖感触更深的则是：“评审团队表示未来5年也不希望打扰我们的科研，只会每年组织一次跨学科的交流活动，也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碰出灵感火花的机会。”

　　扶持创新，正当其时

　　腾讯科学探索奖奖励50位科研工作者各300万元、阿里巴巴设立的青橙奖每届奖励10位青年科学家各100万元……数据显示，目前设立的面向全国范围的社会性科技奖励已达277项，每年授奖约13000项成果(人)。日益活跃的社会性科学大奖，可以给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带来怎样的活力?

　　科学探索奖评审组委会提到，300万元的奖金可由获奖者自由支配。谈及奖金去向，一些获奖人员坦言，将用于家庭和生活开支。信息电子领域获奖者、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解释，对于青年科学家来说，在一线城市生活的成本依然非常高，科学探索奖这一安排，可以说是真正为科学家“减压”。

　　帮助青年科技工作者抵御外界诱惑、安心于学术，也是科学探索奖等大奖设立的初衷。马化腾说，科学探索奖的设立，就是希望扶持那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青年科学家，让他们在寻求创新又尚未最终突破的关键时期，不必陷入“找钱”“报账”的困局，能够心无旁骛地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社会对科学与科学家的关注和认可是非常关键的。”刘颖希望社会各界能给科学界更多实在的关注与鼓励，从而让更多人、特别是孩子们认识到科学的温度和魅力，令科学探索的风气在中国大地长盛不衰。

　　民生·社会

　　11  有了产业支撑，好日子不再遥远

　　累计脱贫39655户87865人，全县综合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05%，今年5月完成脱贫摘帽……河南省虞城县以产业发展为支撑，激活群众脱贫致富的“造血功能”，并积极引入社会扶贫力量，探索致富之路。

　　臭水沟变香果园

　　每到初秋时节，河南省虞城县稍岗镇韦店集村的“十里画廊”大棚里，葡萄满藤，如玛瑙般晶莹。“你早来两个月就能尝一尝。这葡萄可甜了，不愁卖，连小鸟都抢着吃。”韦店集村村民张存福说。

　　“十里画廊”是虞城县打造的绿色休闲产业基地。别看现在绿树成荫、硕果满枝，几年前还是人人捏着鼻子走的臭水沟。

　　2016年，虞城县将环境整治纳入脱贫攻坚整体规划中，建设“十里画廊”项目。如今的“十里画廊”三季有花、四季有果，17个大棚分季种植。春有樱桃，夏有桃杏，秋有葡萄，冬有草莓。每个大棚年利润超过2万元，在采摘高峰期，“十里画廊”雇工超过300人，带动一批贫困户就业。

　　韦店集村脱贫户高翠兰在“十里画廊”打工，一年工资收入超过15000元。“生意越来越好，等攒下来钱了我也想包个大棚。”高翠兰说。

　　越来越多的“韦店集村”在虞城县开花结果。李老家乡唐楼村第一书记田秀章说，这几年，村里修了柏油马路，通了自来水，危房改造全部完成，贫困户也有了稳定职业。

　　扶贫产业渐显规模效益

　　产业是支撑脱贫攻坚的保障。虞城县引导各镇村根据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种植、速冻蔬菜加工、奶牛养殖等产业，建设以红富士苹果、黄金梨、油桃等为主的优质林果产业带。全县10万亩荠荠菜、10万亩青贮玉米、10万亩黄桃（酥梨）种植已初步形成规模效益。

　　半月谈记者看到，虞城县郭土楼村的雷竹基地宛如江南竹海，400亩翠竹蔚然成林。随处可见的竹篱笆墙和竹工艺品，成为郭土楼村的特色招牌。

　　村民杨新文是种植雷竹的带头人。他说：“每亩地产竹笋600多斤，能赚5000元。单靠种粮，一亩地最多赚2000元。”如今，郭土楼村20多名贫困户全部在村里务工，或开发竹工艺，或加工天然食品，人均年收入2万多元。

　　“作为农业大县，我们还依托自身优势，发展养殖产业，带动农民脱贫致富。”虞城县县长白超说，目前科迪集团、正邦集团等龙头企业已在虞城县建立了奶牛、生猪等养殖基地。

　　社会扶贫聚合力

　　社会力量也为虞城县脱贫攻坚提供了动力。2018年5月，碧桂园集团与虞城县签订结对帮扶协议，组建5人的专职扶贫队伍，长期驻县帮扶。

　　在虞城县刘店乡张庄村苗木基地，68岁的李素珍和丈夫朱心芳都在苗木基地打工，每人每天工资50元。李素珍说：“我前两年得了乳腺癌，看病、吃药、做手术把家里掏空了。幸亏有这扶贫项目，病才治好了，俺家也脱贫了。”

　　李素珍所在的这片苗木基地，是碧桂园以“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合作模式建设的扶贫产业基地。碧桂园集团扶贫项目负责人张腾介绍，企业以每亩1200元的租金流转200亩土地，种植绿化树种6万余株，吸纳长期工人25人，短期工人80余人，累计用工千余人次，发放工资20万余元。

　　“这样的帮扶是双赢。”张腾说，“我们公司的项目本身就需要大量绿植，直接建立苗木基地减少了成本和中间环节，又给村民们带来了工作机会和收入。”

　　在虞城，碧桂园启动实施各类扶贫项目近20个，累计投入资金超1200万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4000余户。社会力量成为推动虞城脱贫致富的新动能。

　　“脱贫不是终点，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才是目标。”虞城县委书记朱东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