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评论

　　1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10月31日闭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我国基层治理的重心正逐步由经济发展向社会治理转型，已是人所共见的大趋势。

　　早在2016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就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今年5月，中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街道党（工）委聚焦主责主业，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今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社区考察时再次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等方面都体现着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由此可见，基层治理的中心工作日益向社会治理聚焦，已是中央擘画的大方向，基层探索的新路标。

　　深究这一转型的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与市场监管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水平相比之下还存在滞后性。作为更具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治理活动，社会治理不仅包括单向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政府管治，更多地包括政府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协同共治的过程，以及政府培育和提升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水平，激发社会自主治理活力的能力。

　　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突发性，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智慧，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首先要在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上下功夫。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体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刚刚闭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上述20字方针上又增加“民主协商”“科技支撑”，要求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社会自主治理，正成为中国基层治理新体系的坚实基石。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地方实践中，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的新探索近年来不断涌现，从浙江省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实践，到上海市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强化社会治理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社会治理令人欣喜的新趋势，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让基层创新的活力竞相迸发，推动形成民主协商格局。近年来涌现的“民主恳谈”“村民说事”“四议两公开”等因地制宜的基层民主探索，提出了“提、议、调、督、评”“说、谈、问、办、评”等一系列相对制度化的做法，有效补充了村/居民（代表）大会、党员代表大会等民主载体的不足，让民众真正参与到基层的常规决策之中。这既激发了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也丰富了基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内涵。对照《决定》要求，下一步，还当在“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上用力。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还要用好科技支撑，以“互联网+治理”打通政府之间、部门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壁垒，提升基层治理智能化、科学化、精准化水平。以前基层苦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随着“互联网+治理”的应用，“治理一张网”的新格局正在浮现。这张网既指借力互联网技术，实现党建、综治、便民服务、公众参与等信息及时共享、一网通办；也指以网格化管理为载体，打通信息采集、事件处置、大数据研判等基层工作环节。以此为标志的治理数字化转型为基层赋权赋能，相信可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构建，归根结底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旨归。既要规范有序，又要充满活力，新格局既意味着政府服务的精细化，更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具体化。从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入手，为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可持续机制奠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创造过程，必将见证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灿然进展。

　　半月讲解

　　2  “后进村”成了网红打卡地

　　西藏拉萨柳梧新区达东村，过去是典型的半农半牧村，不少群众上山砍伐煨桑用的小叶杜鹃，再拉到市里售卖营生。“这对植被破坏很厉害，以前经常出现风沙天气。”村党总支书记多吉说，“后来我们规定了砍伐小叶杜鹃的数量，只能少量自用不能售卖，村里的收入一下降低了，成了远近闻名的‘后进村’。”

　　近年来，随着机场高速、拉日铁路在村旁穿过，有关单位在达东村征地建起了训练基地。“有些群众拿到补偿后不思进取，很容易坐吃山空。”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米玛仓决说，“上级部门经过调研后认为，村子距拉萨市区只有半个多小时车程，有山有水有风景，是城市近郊游的理想去处，决定实施村容村貌整治工程暨扶贫综合开发项目。”

　　定下规划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投资公司按照一定比例入股，在村内建起了郊游用的帐篷、温泉、桃园等休闲游项目。目前，达东村已经成为拉萨市民周末度假游的热门地，上百顶帐篷供不应求，温泉经常爆满，刚建起的桃园甚至成了网红打卡地，“后进村”的帽子彻底摘掉了。

　　农牧民吃上“旅游饭”

　　村民格珍初中毕业后一直留在拉萨打工。为了生计，她当过服装店促销员、餐厅服务员，最差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元收入。村里发展旅游后，她将家里的土地流转出去，在村里打工每月仅工资就有3200元。“家里流转了近8亩土地，仅此一项一年有两万多元收入。”格珍笑着说，“在家门口打工，还能在地里种些青稞、土豆，吃的用的花钱很少，收入大都能存下来。”

　　建档立卡群众旦增曲珍也在温泉当服务员，刚开始每个月工资只有2400元。随着客人越来越多，她的工资已经涨到了每月3300元。“以前，家里孩子小无法出去打工。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请假接送小孩次数多了，领导不满意，只能辞职。”旦增曲珍说，在家门口就业好，既能照顾孩子又有稳定收入。

　　七组群众白玛扎西养了100多头牛，过去只能开着小货车到拉萨走街串巷叫卖畜产品，运气差时不仅卖不到钱，还要倒贴油钱。村里兴起旅游后，他将鲜奶、酸奶背到游客集中的地方，坐等顾客上门。2018年，仅售卖畜产品的收入就超过5万元。“游客越来越多，收入肯定会越来越多。”白玛扎西说。

　　产业链不断延伸

　　“游客到了村里，对我们的传统饮食很感兴趣，但在公司化运作的景点里，只有传统的中餐和西餐。我们马上邀请以前在藏餐馆打工的村民旦增克珠回到村里，开了一家藏餐馆。”村主任旦增罗布说，根据游客需求精准增加旅游产业，既增加了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又吸纳了更多的村民就业。

　　2018年，达东村人均收入超过1.4万元，其中政策性收入占比不到20%。达东村实现良性发展后，很多在外务工的村民纷纷回到村里，劳务人才回流效应初显。目前，村内有78名常年务工人员，一半以上是从外地回到村里的。

　　一些大学生也主动回到村里发展。次白大学毕业后到村里的温泉工作，每年收入近5万元。“我刚毕业时想考公务员，不过看到这两年村里发展很好，收入不低还能照顾家里，我就回来了。”次白说。

　　旅游业的发展，带动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在村里蔚然成风。半月谈记者采访达瓦措姆时，她看到地上有片垃圾，马上随手捡起来放到了垃圾桶里。“村里环境干净既是我们的脸面，也能吸引更多游客。”达瓦措姆说，村规民约中有禁止乱扔垃圾的规定。以前，大家是怕罚款不敢扔，现在是发自心底不愿意扔。

　　党群齐心，后劲十足

　　在达东村发展过程中，支部引领、党员示范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建农家乐等城市近郊休闲游项目而动员流转土地时，很多群众看不清发展前景，没有信心，不同意流转。村两委召集小组组长、双联户长讲政策，要求从党员开始做起。“我是党员，一定要带头执行。”三组组长达瓦次仁召开本组群众开会时，当场按手印一口气流转了将近5亩地，同组群众纷纷效仿。

　　在实施村容村貌整治时，村里选择村主任家第一个进行改造，改造好后打开家门让群众参观，其他群众都比照村主任家改造完成后，再对村支部书记家进行改造。“主任和书记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彻底打消了群众‘村干部家里房子可能装得最好’的顾虑，工作推进起来又好又快。”米玛仓决说。

　　“党员干部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妥善处理各种利益诉求和矛盾纠纷，经受住了考验，党组织凝聚力和组织动员能力显著增强。”柳梧新区党工委委员巴桑扎登说。如今的达东村，“小事处理看党员，大事不决问支部”成为群众共识，村庄良性发展后劲十足。

　　半月调查

　　  “明星村”高光之下烦恼多

　　近年来，一些村庄发展得法、成绩斐然，各项工作都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因之集各种荣誉于一身，百姓俗称为“明星村”。但是，半月谈记者走访部分这样的先进村发现，高光之下，“明星村”也有自己的烦恼，不止一位村支书向记者倾诉了他们当“盆景”的辛苦。

　　打造“明星村”，是要种一盆面子好看的“盆景”，还是耐心培植一片光彩长存的“风景”？

　　“一难三多”心里苦

　　在一般人看来，“明星村”十分风光，村支书有资源、有门路，啥事不好办？可实际上，“村村有本难念的经”，“明星村”的烦恼也真不少。半月谈记者梳理了一下，可归纳为“一难三多”。

　　“一难”说的是写总结难。“那可是个技术活！表扬自己固然重要，恰到好处地表扬上级更重要。要是没领会上级领导的意思，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一位村支书如是说。

　　他举例说，有一次他们村接到通知，参加某项工作的省际经验交流会。这项工作主要是村里自发组织干的，被省里安排作典型发言，大家挺意外。于是，汇报内容基本写的他们村如何如何。材料拿到县里，县里一看，怎么没有写我们如何支持的呀，于是又添加了县里的关心过问。材料再报到市里，市里说，这么好的露脸机会，市里对你工作也不是没管啊，于是加上市里有关部门如何大力推进。后来一想，毕竟是省际会议，怎么能不写上省里如何支持？于是，不待省里有关部门要求，他们就在材料上加上了省级层面如何统筹支持。

　　“哪层不加也不行啊，不点到就是不尊重，不尊重就是没处理好上下关系，以后各种荣誉可能就没自己份儿了。”这位村支书以无奈的叹息结束了回忆。

　　“三多”说的又是啥？

　　——来观摩的多。某省一个以乡村旅游著称的“明星村”，每天都会迎来大量观摩团。村支书说，每天都有人来指导工作，感觉村里没有一件工作不是在人眼皮底下干的。

　　半月谈记者赴某“明星村”采访，抵达时已经是下午5点左右，先到村史馆参观，讲解员的声音格外沙哑。一问才知道，这个讲解员一天要讲十几遍。由于村里要应付的接待太多，干脆定好一条路线，食宿分包到户，村史馆则是所有路线的“总枢纽”，无怪讲解员如此疲乏。

　　——要赞助的多。一些“明星村”经济基础相对较好，找各种借口来要赞助的就多起来。一位村干部说，村里曾经开过制药企业，当年红火的时候，各种行业峰会、论坛的组织者踏破了门，来了先恭维村里企业做得大，再自吹论坛如何高端，最后话锋一转——“正好还有一个赞助单位的名额，留给你们吧，很多企业想要我们都不给呢。

　　”如果确属自己需要，参加一下倒没什么，可问题在于，这些组织者有的是上级领导的关系，有的是业内协会的“分身”，都不敢得罪，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想采访的多。村里没名气的时候，来个媒体就很高兴，能露脸了嘛！随着名气大了，“幸福的烦恼”就来了。一位“明星村”村干部说，以前有媒体以曝光要挟，抓住村里一些鸡毛蒜皮不放，非得榨点油水出来。现在这类现象少了，但一到节日、纪念日、重要会议召开日等时间节点，各路媒体就来了，因为村子是县里市里乃至省里的“名片”。来了媒体还不算，媒体身后往往是上级布置的“重大活动”，有的村子实在吃不消，也得想法设法配合——结果只留下电视里一个画面和领导的一句话：“你们村是典型，要带头参与嘛！”

　　造出“盆景”不好养

　　多位“明星村”村支书不约而同的一点感触是：村子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基本靠的是村里人自己努力，在需要雪中送炭的时候，没有人搭理；村子成了“典型”，不少人就想过来沾点光、分杯羹，领导的新想法新思路也就纷至沓来了。

　　某省北部有一个闻名远近的“明星村”，这几年忽然开始大搞“互联网+农业”，对外宣传要打造“信息社会第一村”。但半月谈记者走到村子深处，听到更多的是吐槽。几位农妇说，新搞的这些东西“高大上”，但对她们的生活没什么帮助。搞项目征了大量的地，村民的收入来源却没有替代品。“现在俺们想在路边卖点橘子都不行喽！”

　　有些“明星村”和地方领导的政绩绑在了一起，也让村子的发展道路多了起伏。

　　某县级市的一个村子，2011年至2013年期间，是市委书记的联系点，省级为民办实事示范村和市级新农村示范村的牌子都挂了起来。那几年新建了村部，修了水泥路和水利设施，村子面貌一新。但几年过去，地方换届，没有领导联系此村，“明星村”的光环就黯淡了许多。村支书说，现在再向上面要项目和资金，“就只能要来脸色喽”。

　　短评：莫为“盆景”伤“风景”

　　“明星村”对于乡村振兴具有示范引领的作用，其价值不可低估。只是必须注意的是，一方面对“明星村”的发展道路，上级政府不能粗暴干预过多，增加村民负担；另一方面，更不应提倡为求政绩打造“盆景”式“明星村”，以不可复制、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形成一时的“吸睛效应”，却于广大基层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无补。

　　具体来说，对于经过一定历史积累逐步兴盛起来的“明星村”，要认识到其发展壮大的经验是基层大胆尝试、勇于探索的结果，值得总结和鼓励的是这种首创精神和持久干劲，而不是贪基层之功为己有，在层层包装中令基层迷失自我。此外，更应该为“明星村”的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同时本着合情合理、尊重法律的原则对其发展予以必要的监督引导。

　　在各项评比活动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也有可能成为“明星村”。需要注意的是，评审考核必须接地气、讲规矩，要在精准有效的制度设计上下功夫，要提高督查、考核的科学性，选出真典型，让典型可持续。唯有在这两方面共同发力，才能让基层“明星村”成为田野上长久的“风景”，而非只在上级办公室里好看的“盆景”。

　　半月世界

　　4  进博红利惠全球

　　一年前，黄浦江畔，中国举办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应者云集。一年后，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世人翘首以盼中如约而至，盛况空前。这项国际贸易史上的创举，正越来越多地联通全球、惠及世界。

　　抢先入驻，“进博热”席卷全球

　　全球化学巨头美国陶氏公司大中华区总裁林育麟不曾想到，公司在首届进博会竟能拿下近6亿美元的采购大单。

　　“去年，我们展台接待了一万多人。”林育麟告诉半月谈记者，公司跟贵阳市政府还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研发和技术合作领域达成深度合作意向，为陶氏公司在中国西南部打开了新市场。

　　首届进博会，陶氏公司展位面积为100平方米，今年翻了一番。像陶氏公司一样，如果说一些企业在首次进博会中只是“尝尝鲜”“试试水”，那么在第二届进博会中，用“抢滩登陆”形容它们并不为过。

　　从参展面积看，首届企业展和国家展总面积为30万平方米，今年达到了36万平方米。其中，企业展从27万平方米增至33万平方米，如此扩大，许多企业展位依然“一位难求”。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小栗道明表示，该机构集中组织了约160家日本企业和团体参展本届进博会，涉及服务贸易、汽车、装备等7个展区。“去年首届进博会上，日本企业取得了丰硕成果，日本中小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热情也很高。”

　　不只是规模在扩大，本届进博会的“颜值”也在提升。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数量均超过首届，一批优质中小企业竞相亮相，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投下“信任票”，与中国“共成长”

　　对不少企业而言，参加进博会，不仅是看中中国巨大的市场，更是看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前景。美国高通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朴表示，高通与中国产业链的合作是全球化合作的典范，是中美科技领域合作的典范。“希望在5G时代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伙伴的战略合作。”

　　近年来，高通在南京、重庆、青岛和南昌设立了联合创新中心，致力于推动扩展现实、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汽车等领域的物联网技术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消费市场和智能手机生产国，中国对全球5G发展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不可小觑。”孟朴说。

　　希望与中国共同成长的不只是高通。

　　首届进博会期间，瑞典企业医科达收获了数十单意向采购合同，不少医疗器械已在全国医院陆续投入使用。市场反响良好促使这家企业在上海陆家嘴注册成立了医科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并认定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

　　全球食品巨头玛氏，则在首届进博会后对中国新增了10亿元的投资项目，包括位于天津的宠物食品工厂、位于浙江的KIND营养棒和德芙生产线等。

　　一笔笔外商投资、一栋栋拔地而起的研发中心、一个个“中国区总部”，见证外国企业对中国投下“信任票”，这其中，进博会的推动作用举足轻重。

　　携手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进博会，不只是“买全球、卖全球”，更是国际政商学界共商世界经济重大、前沿热点问题的高端对话平台。

　　本届进博会期间举行了以“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论坛下设5场分论坛，议题分别为“开放、规则和营商环境”“人工智能与创新发展”“世贸组织改革和自由贸易协定”“数字化时代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4000多名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及国际组织代表共商共议、共解难题、共谋发展，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言献策。

　　经济全球化与多边主义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当前，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种种举措不仅使中国获益，也惠及世界。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在开放中与世界共享发展“大蛋糕”，这是中国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綦江“三级和议”，议出和谐乡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针对基层治理的一系列复杂问题，重庆市綦江区建立“三级和议”制度，探索出一套深入最基层、反应最迅速、化解最有效的基层矛盾纠纷逐级化解新模式。

　　身边“和议员”，随时随地化解矛盾

　　2018年1月，綦江区新盛镇石桥村，一阵阵激烈的狗叫声和争吵声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原来，在硬化修建乡村道路时，石桥村王大娘家的水田未能种上水稻，另一边地里的土豆也受影响。王大娘便找到村民组长要求赔偿损失。因赔偿金额无法达成统一，双方陷入争执。

　　村里的张婆婆眼看争吵越发激烈，赶忙上前劝阻，却平息不下来。于是张婆婆把电话打到村里的“分钟法律诊室”，请“和议员”调解此事。

　　“和议员”袁老师接到张婆婆电话后，马上与同事赶往现场。袁老师先稳定双方情绪，然后详细了解事情经过，并前往王大娘的受损农田实地查看，最后召集双方当事人协商，提出了解决建议。经过袁老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这是綦江区“和议员”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一个案例。

　　立足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信息收集等职能，綦江区建设名为“分钟法律诊室”的矛盾化解平台。2017年10月至今，全区共建立“分钟法律诊室”93个，共有“和议员”2034名，多由本村本乡德高望重人士担任。如今，遇到矛盾纠纷就找“分钟法律诊室”已成为村民们的新习惯。

　　三级贯通，形成协调联动机制

　　在“分钟法律诊室”的基础上，綦江区探索建立了“三级和议”制度——

　　一级和议，由“和议员”担任和议长，召集当事双方，就近及时对简单纠纷进行初步和议;二级和议，由村支两委领导担任和议长，召集村干部、“和议员”、当事双方，对一般纠纷进行和议;三级和议，由街镇领导为和议长，对政策性强、涉及人数多、时间跨度长的复杂性纠纷进行和议。

　　一级和议无法解决的矛盾纠纷，二级和议就会出马，如果仍未解决，则由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主导三级和议予以化解。

　　去年，綦江区新盛镇至横山镇大坪村的公路开工建设，石桥村村民李应池拒不配合公路修建：“我的土地属于房屋宅基地自然界和自留地，应该比耕地补偿金额要高。”

　　最初，“和议员”多次上门给李应池做思想工作;后来村组干部、综治专干等人到李应池家做沟通;再后来，新盛镇党委政府启动三级和议，镇领导带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组织村社干部、法律界人士、群众代表和李应池本人召开院坝会，对现行国家政策法规予以解释说明。

　　“李大姐，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现在已经没有房屋宅基地自然界、自留地、耕地之分了，补偿要按照统一标准执行。”经过一番解释开导，李应池想通了，说：“修路是大好事，既然国家政策是这样规定的，我一定支持。”

　　利用“三级和议”制度，綦江区有效构建“三治融合”大平台。律师定期开展“和议员”法律培训，审查指导一级二级和议卷宗，参与综合性纠纷调解，保证“三级和议”制度全程运行在法律轨道上，最大限度提升“三级和议”制度化解矛盾纠纷的效果。

　　双向通道，党群关系优化在基层

　　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不少村(社区)干部忙于日常行政事务，真正下去服务群众的时间不多。因此，綦江区将“三级和议”作为党委政府与群众紧密联系的双向通道，将“和议员”作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

　　首先，俯下身子“听”。充分利用“和议员”分布广、情况熟的优势，把他们作为收集社情民意的最初端，最大限度汇集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并逐级反馈到当地党委政府。

　　其次，弯下腰杆“讲”。通过“三级和议”制度的反向通道，从街镇党委政府到村(社区)，从村(社区)到“和议员”，层层传达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最大限度争取群众支持。

　　再次，快马加鞭“做”。加强“和议员”的专业培训，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分赋予“和议员”信访代理、政策指导、法治引导等职能，通过对群众的“小微服务”，使“和议员”成为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间的纽带和“润滑剂”。

　　如今，“三级和议”制度在綦江区大小村子不断深入，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出一条便捷高效的新路径。

　　　6  诬告成本低，一告事就“黄”

　　捏造“情况反映”，借信访举报对他人进行恶意诬陷;干部换届考察等“关键时刻”，故意进行不实举报，试图影响相关工作……近年来，随着各地对于问题线索的查处力度增大，一批“问题干部”被及时查处;但同时出现有人为达到个人目的，借信访、举报、投诉等途径进行诬告等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一告事就“黄”，遇到举报就先把相关干部“放一放”的怪现象，极大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同时严重影响了地方政治生态。

　　“一封信、几角钱、查几年”

　　中部地区某扶贫干部，被举报存在向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打招呼”，由该村出资为一名土地承包大户修建泵站的问题。

　　但地方纪检监察部门介入调查后发现，土地承包人承包土地时，是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进行，其中并无违规违纪操作现象;而修建泵站的决定，是在土地承包之前就已作出，并非为了照顾特定人员。

　　虽然被举报问题最终查清，但这名扶贫干部的情绪明显有些低落：“一门心思干工作，却被人暗放冷箭，遭人流言蜚语，不但分散工作精力，而且感觉寒心。”

　　类似遭遇的基层干部有不少。大别山麓一名副镇长，因被举报而遭受调查。在与调查人员的交流中，他得知，被举报的问题之一是“开展工作中存在优亲厚友谋取私利问题”。这让他感到无奈：“我的籍贯不是本地，没有亲戚在这里，肯定没有‘优亲’，‘厚友’等问题也不存在，我愿意全力配合，接受组织一切调查。”

　　还有部分干部，平日里少有“告状信”、举报信，但在被公示提拔、获得荣誉表彰等“关键时刻”遭遇举报。

　　武陵山区的一名县级领导干部，在当地有着很好的群众口碑，并以实干著称，但在即将升迁之际，被人列出“六大罪状”，不仅有“心胸狭隘，借反腐泄私愤”等与实际情况不符内容，在朋友圈获得点赞也被称为“接受精神贿赂”。

　　湖北省纪委监委调研显示，恶意诬告行为五花八门：有的故意捏造“问题线索”，借信访举报对他人进行打击报复;有的在换届考察前夕，故意制造“黑料”，给他人“使绊子”;有的因为自身不合理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肆意造谣中伤他人……

　　不实举报中，很多涉及的事情虽然不大，但因为举报内容多样且有的内容故意含糊不清，完全调查清楚并不容易。基层群众调侃“一封信、几角钱、查几年”，恶意诬告行为的总量可能不大，但“杀伤力”很大，让不少党员干部泄气、伤神、寒心。

　　一告事就“黄”，多类不实举报困扰基层

　　不少不实举报或是恶意诬告行为，对干部产生了直接、明显的负面影响。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了解到，一告事就“黄”的问题，在不少地方客观存在。有的地方，被举报的干部正处在考察任用之际，但由于举报的问题尚未查清或者一时难以查清，上级径直选择从备选名单中剔除这名干部，或是终止相关任用程序;也有的地方，久查无果后，最终不了了之，对干部本人也没有任何反馈，让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又背上了“思想包袱”。

　　其中，不少被恶意举报、诬告的人员，处在直面矛盾的一线，原本是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但在坚守工作原则底线或不向违纪违法行为妥协时被恶意举报。

　　多名受访纪检监察干部及组织系统工作人员，梳理了常见的几种进行不实举报、恶意诬告，最终经查并不属实的现象：

　　——编造式举报。相关问题并不存在，举报人出于政治目的、个人恩怨、嫉妒心理等，故意编造虚假问题线索，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制造、散布谣言，对干部进行举报、诬告。

　　——夸大式举报。有的举报人，并不掌握具体的问题线索，或是掌握的线索与干部个人违纪违法无关，但在举报中，故意夸大相关问题的严重程度，或是故意“上纲上线”。

　　——挂名式举报。为了引起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视，有的举报人甚至借用别人的名义举报，或是在举报信后虚列大量并不知情人员的姓名，进行虚假的“实名举报”。

　　——重复式举报。举报人在举报线索已经被查否，并得到相关部门反馈或是澄清之后，继续向上级部门或是其他部门重复举报、恶意诋毁他人，令被举报干部不堪其扰。

　　中部某地级市曾对4起被不实举报的案例进行澄清。当地纪委相关负责人坦言，其中，有人是在执纪执法岗位得罪人较多而遭人报复，有人是在精准扶贫领域向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勇敢“说不”而被人诬告，有人则是因为在依纪依规处理套取自然灾害补助资金违纪问题上让人不满意而被举报。

　　恶意诬告，绝不能放任不管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岳奎认为，诬告陷害、恶意举报之所以屡屡出现，“成本低”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些人为达到个人目的，恶意诬陷他人，不仅损害了党员干部的个人名誉，挫伤了干事创业积极性，也浪费了监督执纪资源，影响了政治生态。这种现象必须扭转。”

　　湖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恶意诬告与一般的错告有着显著区别。“一般错告主要是举报人对政策理解偏差或有误解，在相关部门及时解释后就能消除疑虑;恶意诬告则明知所举报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但为了打击、报复他人故意为之。对此，不能放任。”

　　当前，诬告陷害、恶意举报等问题，也在部分地区受到关注。近期，天津市纪委监委出台《天津市纪检监察机关处置恶意举报行为暂行办法》，安徽省纪委办公厅印发《为受到诬告陷害错告误告干部澄清正名若干规定(试行)》。

　　今年10月，湖北省纪委监委出台《关于鼓励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严格规范函询，防止对干部造成不应有的精神困扰，“对信访举报内容不具体、可查性不强的，一般不作函询，可以通过谈心谈话提醒等方式处理”“对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经查不属实的，应当在适当范围内给相关干部予以澄清正名，并向组织部门予以说明”。

　　受访干部群众认为，在及时为被不实举报干部澄清、“正名”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实施诬告行为人员的打击力度，必要时应及时启动反向调查程序，依纪依法从严从重惩处。部分地方纪检监察机关探索实施的“对查实确属诬告者，通知诬告者本人并向所在单位通报，情节严重的立案调查”等，具有借鉴意义。

　　教育改革进行时

　　7  教育惩戒权,教师不敢接

　　今年中央下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育惩戒权。

　　关于教育惩戒权的讨论，是近年来的社会热点，甚至出现怪象：管理部门希望将戒尺交给老师，老师们却摆摆手、摇摇头，不愿接过戒尺。

　　“惩戒是人生成长的一味良药。没有惩戒的教育，是缺钙的软骨教育。”采访中，有老师这样说道。然而，现实中面对教育惩戒权，他们又为何退避三舍？教育惩戒权从文件走向现实还有多远？

　　从“不听话您就罚”，到“我都舍不得罚，你有什么资格”

　　“你们整个学校都在欺负我孙子！”前不久，湖南湘潭的一所初中来了一位情绪激动的家长。因为其孙子在学校上课不听讲、考试不答题，班主任严肃批评了他。孩子回家告诉了爷爷，爷爷一气之下冲进了校长办公室。

　　老师们为何不敢举起戒尺，从一些新闻中可见端倪：老师批评学生只考3分，被家长暴打致住院；孩子座位被调整，家长投诉要求换班主任；老师通报孩子成绩，被“差生”家长要求登门道歉；孩子犯错被叫家长，家长带着律师和录音笔来校对峙……

　　“一些家长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都舍不得罚，你有什么资格’？”云南大学附属小学校长谢静从教30年了，她深刻感受到这些年家长在管束孩子方面明显的态度变化，“家长不再像上个世纪那样，认为严管才是厚爱，现在护犊成了主流。与此同时，孩子自尊心更强，抗挫抗压能力却更弱了。”

　　这不是个别教育工作者的体会。江西井冈山小学校长张青云告诉半月谈记者，过去，家校双方都认为教师行使惩戒权是天经地义的，一些家长甚至会诚恳地对老师说“不听话您就罚”“不听话就好好管”；如今，一些孩子却成了“小祖宗”。

　　“熊孩子在学校无法无天，老师一旦惩戒，一些家长轻则挺身而出讨说法，重则大动肝火‘闹天宫’，加之一些极端事件变成负面报道广泛传播，一种舆论氛围就形成了——教育似乎不该有惩戒。”张青云说。

　　“惹不起躲得起”，老师“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

　　教育学家马卡连柯曾说过，适当的惩戒不仅是老师的权利，更是老师的义务。但近年来，面对学生的出格行为，越来越多的老师出现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态。

　　今年，广东省司法厅公布了《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送审稿）》，其中明确：学校和教师依法可以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甚至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但此法规一出，诸多受访教师却纷纷表示，管理部门的好意“心领了”，但这个权利却“不敢用”“不愿用”。

　　“老师们在发火生气时，稍微重一点的话都不敢说。”谢静说，一些老师拒绝使用教育惩戒权，是因为担心“引火上身”。

　　“只要孩子不高兴，家长就到学校找麻烦，这还让老师怎么教？”湖南80后英语教师小雅说，她曾在课堂上严肃批评一名玩火柴点火的女孩，并令其抄写单词以示惩戒，身边的老师却好心提醒她，这位学生的奶奶十分溺爱孙女，“之前就因为孙女挨批评，到学校大闹过一次，少管点吧”。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唐瑾也表达了行使教育惩戒权的困扰：“尽管校纪校规对作弊等行为有明确的处理规定，但有些家长要求孩子受处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甚至威胁‘如果孩子因此出事，学校负全责’，所以我们都很小心。但这样的处理起不到警示作用，挺矛盾的。”

　　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素质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舒曼认为，社会上一些家长的过度维权，导致老师因为担心“惹事”而不愿行使教育惩戒权。

　　采访中，湖南、江西、云南等地的多位受访校长、教师反映，长期以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严禁教师体罚等规定三令五申，而对力挺教师适度行使惩戒权却“缄口不言”。执纪和维权的失衡，让一些老师选择“明哲保身”，形成“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的氛围。

　　老师举戒尺，还须迈过几道坎？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呼吁、探索保障教师的教育惩戒权。但受访的基层教育工作者们认为，从建章立制走向真正落地，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白纸黑字与现实操作之间，尚有几道坎需要跨越。

　　第一道坎，是“发育不全”的家校联动。昆明家长王女士有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作为教育惩戒权的坚定拥护者，王女士专门买了一把戒尺，在班级家长微信群中“推广”。她坦言，目前教育惩戒权落地情况不容乐观，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些家长不接受孩子被惩罚，只要有一个家长去学校、教育局闹过一次，就会让整个学校的老师不敢再行使惩戒权”。

　　一些家长的“玻璃心”和“应激维权”，成为横亘在孩子健康成长之路的“天堑”。

　　家校共育心理学专家梁晓玲告诉半月谈记者，成人心理状态的不稳定，往往会投射到孩子的教育领域。“父母的心是一片大海，孩子是海里的小船。如果大海总是波涛汹涌，小船怎么能平稳航行？”梁晓玲说，家长抗拒教师适度行使惩戒权，对孩子而言，看似是心理保护，实则是心理磨损。

　　当然，近年来确有一些教师滥用惩戒权的负面事件出现。过度惩戒给学生身心造成伤害，也让一些家长忧心忡忡。家长与老师之间由此引发的不互信，导致不少地区家校共育的良性循环没有形成。

　　第二道坎，是“暧昧不清”的界限细则。江西南昌站前路小学教师李屏认为，目前惩戒的形式、范围、程序等都缺乏明晰的法规界定，导致教师行使惩戒权出现“法出无源”的困境。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保障教师行使惩戒权的倡议和指导性文件，但细则的缺乏导致一些构想的操作性并不充分。

　　“确实不好把握尺度。话说多重算批评，多重又算辱骂？抄几首古诗算练习，几首又算体罚？”不少老师追问，行使教育惩戒权的界限尺度究竟在哪里？

　　“现在一些标准很主观，家长觉得老师爱孩子，批评就是惩罚，老师不爱孩子，批评就成了伤害。可老师爱不爱学生，这是个主观判断，边界在哪里？谁说了算呢？”张青云认为，要让老师用好“戒尺”，关键在于有明确的法规细则为教师壮胆撑腰。“只有细化、明确化，才有可操作性。不妨拟出清单式管理条例，既明确原则性的红线底线，又明确可以实施的惩戒方式内容。厘清边界，才能握住戒尺。”

　　解码城市

　　8  日照：城市治理有一套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让城市的体量愈发庞大——新城区拔地而起，新市民与日俱增。在城镇化急促鼓点的背后，管理好城市、运行好市政、服务好居民的考卷需要不断作答。?

　　规划有高度、建设有厚度、管理有力度、城市有温度，山东省日照市积极构筑大城管工作格局，搭建城市智慧管理平台，初步建立有用高效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流程。从中心城区到乡镇驻地，从交通干道到背街小巷，日照市容市貌、市民生活品质换了新颜。

　　城区荒地建花园

　　“有这么一处公园可好嘞，晚上这广场上唱歌的、跳舞的多得很。”65岁的市民秦学英推着老伴来到日照石臼中心公园晒太阳。老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他们一步步看着这里从杂砾遍野的荒地变成宁静优美的公园。?

　　秋日的日照，阳光正好。这片占地约1.2公顷的公园，建有供人歇脚的休憩长廊、平坦宽敞的文化小广场以及曲径幽然的健身步道。在公园里，十几位银发老人与蹒跚学步的小娃娃共享天伦之乐，两位练习吹奏葫芦丝的中年人比邻而坐，多座智慧健身设施接近完工。?

　　“这公园圆了当地居民20多年的公园梦。”日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党工委委员卜宪龙说，石臼街道辖区面积约1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3.1万人，曾是当地较早完成城镇化的区域。高楼起了，公园绿地不足的短板却没补上。?

　　其实，建公园并非难事，难的是为公园找到一片合适的土地。石臼中心公园涉及供销社、农机公司、周边社区等多家单位产权，仅老旧房屋就有5000多平方米。?

　　为了让公园尽早竣工，当地街道从2018年12月就启动这一地块的房屋拆迁与土地平整协调工作，一家家地做工作。为了及时移交一块500多平方米的土地，当地干部就曾登门拜访业主10余次。2019年7月，经过3个月集中施工期，公园建成投用。?

　　如今，石臼街道已先后完成139个小区绿化改造，建成与在建公园绿地15处，新增绿地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

　　“三有”管家事好办

　　石臼街道的变化，是日照市提升城市管理能力的一个缩影。2018年以来，日照强化顶层设计，构筑“大城管”工作格局，为城市管理向深里走、向细里走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日照全市55个街道与乡镇均被纳入城镇精细化管理工作中，实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考核。?

　　——面对基层需求，反应更加迅速。“以前小区周边发现有垃圾堆，上午报情况，下午清运走，就已经算快的了。现在，用不到一个小时。”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春天花园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李玉霞说，如今政府推进的城市综合管理智慧平台让基层工作轻松了不少。?

　　——优化考核方式，让基层更有发言权。“街道乡镇能够给市区两级职能部门打分，改变了以往的城市管理方式。”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华波说，他们现在真切感受到，上级职能部门每时每刻都在帮助基层一同做好城市管理工作。?

　　“简单来说，日照对城市管理工作的优化与再造，核心是要解决‘看得见问题的管不了问题、管得了问题的看不见问题’的弊端。”日照市城市管理局局长乔宇说，2017年至今，日照市先后出台《日照市城市管理条例》《日照市物业管理条例》《日照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搭建起城镇精细化管理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让城镇管理告别“突击式”“一阵风”，走向常态化、制度化、法治化。?

　　成立时间接近一年的城市管理局，如今被誉为“日照市民的大管家”。供水、节水、防汛、排污、园林绿化、市容市貌整治、综合行政执法等职能都已划转到城市管理局，居民家中的水表、燃气表、热力表也都由其管理。“大管家”的称呼名副其实。?

　　乔宇说，当前日照城市管理工作已形成“有人干、有权干、有钱干”的局面。“有人干”，是指城市管理队伍向街道、乡镇进一步下沉；“有权干”，则是利用考核办法赋权基层，倒逼职能部门提高履职尽责效率；“有钱干”，指合理分配公用事业单位经费等奖补资金，让考核靠前的部门尝到甜头、更有干头。

　　精细管理绣锦缎

　　用绣花功夫做好城市管理工作，如今已成为基层共识。日照推进城镇精细化管理一年多以来，城市更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城市绿化量质齐升。乱搭乱建、乱涂乱画、乱扔垃圾等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居民生活获得感显著提升。?

　　今年是日照建市30周年。30年来，这座海滨城市从一个不到13平方公里的小县城，拓展为110.7平方公里的现代化都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联合国人居奖…… “黄海明珠”分外夺目。

　　与此同时，管理好这座城市也更需要智慧与效率。

　　“你看这就是队员刚上报的情况，这家商铺把商品摆到了店面外。”在城管队员李国瑞手机上的“智行”App里，记者看到信息采集员上报了一家批发超市涉嫌占道经营的信息，内容除店铺位置外，还附有现场照片。

　　卜宪龙说，如今的城市管理工作更有科技范儿、更加智能化，“基层街道与职能部门联动更为密切了”。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日照市从今年5月份开始，准备用3年时间建成城市综合管理智慧平台，彻底改变以往城市管理各管一摊、数据不全的情况，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感知、用数据创新”的城市管理新方式。“届时我们就可以详尽分析汇总的数据，为城市做体检。”乔宇说。

　　今年10月9日，日照正式开通市民“随手拍”服务。市民只要登录“日照微城管”微信公众号，通过“随手拍”服务端口就能及时上报环境卫生、交通设施、机动车违停、养犬管理等12类问题。上报情况属实的市民，还能获得微信红包奖励与积分。截至10月28日，积分排名最高的用户已有近900分。

　　乔宇认为，今后的城市管理工作必须强化各级职能部门间的“条块结合”，达到“条为块分忧、块为条服务”的效果，形成城市管理的合力，并积极引入诚信体制建设，将社会信用评价与城市管理实践挂钩，进一步降低城市管理的运行成本，让城市管理有力度，有温度。

　　时政·财经

　　9  汽车产能严重过剩,多地仍在上马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汽车产销分别为1814.9万辆和1837.1万辆，同比下降11.4%和10.3%；截至9月全国汽车产销量已连续15个月同比下降。相关企业和专家表示，今年全国汽车产销量大约2500万辆，而全国汽车总产能已有3500万辆左右，且仍有上千万辆产能处于规划或建设中。部分地方政府的盲目助推，将使汽车行业产能过剩愈演愈烈。

　　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进入淘汰赛

　　重庆是汽车工业重镇，年产量一度超过300万辆。但今年上半年全市汽车产量只有82.39万辆，整体产能利用率已低于40%，多家车企陷入困境——总产能65万辆的北汽银翔去年全面停产，至今前途未卜；力帆汽车陷入债务危机，目前处于半停产状态；主要布局在重庆的长安福特年产能高达160万辆，年销量一度接近100万辆，但去年销量仅37.8万辆，今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下滑67%；北京现代五工厂在重庆投产两年多来，产能利用率一直未突破30%……

　　不仅是重庆车企，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排名前20位的上市车企中，有12家利润下滑、5家亏损，一汽、奇瑞、比亚迪、江淮、东风悦达起亚、海马等车企的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0%。今年上半年，全国汽车产业还出现10多年来的首次整体利润负增长。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舟认为，当前汽车产业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过剩特征，大量产能堆积在中低端，高端产能明显不足，难以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部分自主品牌和法系、韩系车企正承受巨大压力，而德系、美系车企总体相对稳定，一些日系车企还在扩大产能。

　　研究咨询机构伯恩斯坦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戴姆勒、宝马在华合资企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0%，通用在华合资企业产能利用率为88%，大众在华合资企业产能利用率也超过了80%，本田、丰田在华合资企业产能利用率则超过100%。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汽车行业公认的产能利用率安全线为80%，60%被视为车企的生死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汽车产能利用率为77.2%，同比下滑3.8%。“相当一部分车企的产能利用率已低于60%，行业淘汰赛已经打响，一些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可能出局。”汽车行业专家张毅说。

　　企业难抑冲动，产能扩张仍在继续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2015年以前我国汽车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各大车企发展顺风顺水。“十三五”初期，各大车企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规划，其中一汽、东风、长安、上汽、北汽、广汽6家企业2020年产销目标总计大约有3000万辆，华晨、长城、江淮、吉利、奇瑞等车企2020产销目标也都超过100万辆。

　　然而，2016年以来，全国汽车产能利用率、车企利润率连年下降，产销增速明显放缓甚至负增长；虽然有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限制汽车产能过快增长，但众多车企仍按耐不住，继续扩大产能。“现在看来，这些车企2020年产销目标可能要落空了。”某业内专家说。

　　同时，一些传统车企“押宝”新能源，大量来自金融、互联网、地产等行业的社会资本涌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催生新能源造车热潮。在2017年高峰时全国涌现出接近200家造车“新势力”企业，加之传统车企纷纷向新能源转型，全国新能源汽车规划产能总量接近2000万辆，是《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设定的2020年全国新能源车产销200万辆目标的10倍。

　　目前，有的造车“新势力”已销声匿迹，有的仍停留在“PPT造车”阶段，只有10余家实现了车辆交付且总量非常有限。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坡、市场竞争加剧，今年7月以来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连续3个月负增长，这个传统车企转型和社会资本竞相追逐的风口，已演变为竞争激烈的红海。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企业在不断加码新能源汽车：吉利正按计划投资超过1100亿元建设超过100万辆的产能，宝能正在建设的4个生产基地规划产能超过200万辆，恒大拟投资近3000亿元建设4个生产基地……

　　不仅在整车领域，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能过剩矛盾也已显现。以动力电池为例，虽然不同机构公布的全国建成和在建、拟建的动力电池总产能的数据不尽一致，但都超过200GWh，且大多为中低端产能。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副秘书长马小利介绍，1至9月全国动力电池产量和装车量分别为63.5GWh、42.1GWh；今年三星、LG、SK、松下等日韩企业开始进军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加剧动力电池的产能过剩和国内企业的生存危机。

　　地方政府助推，“香饽饽”或成“烫手山芋”

　　汽车项目产值高、税收贡献大、吸纳就业多，一直是各地招商引资的“香饽饽”。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汽车产能持续增加，既有企业主动扩张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助推的因素。有的地方在招商引资时出力、出钱、出土地、减免税收，一旦项目陷入经营困境，“香饽饽”或变“烫手山芋”。

　　以众泰汽车布局在重庆璧山区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为例，2015年璧山区在引进该项目时不仅提供了优惠的招商条件，还由区财政控股的企业出资2.1亿元用于项目资本金；后来项目陷入困境并停产，留下“一地鸡毛”。

　　为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去年5月中部某省出台政策，提出到2020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能达到50万辆、锂离子动力电池产能达到40Gwh；目前全省11个地市中，超过一半都布局了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当地一家车企的负责人表示，该省汽车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都短缺，但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多数企业都通过高负债进行低水平产能建设。

　　“不少地方都将政府参股作为吸引汽车项目的常规手段，有的地方政府还在车企陷入经营困境后通过国有企业或财政资金施以援手，最终可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些企业负责人和专家表示，无论对整车企业还是上下游企业，淘汰赛将会愈演愈烈，地方政府对上马新产能应慎之又慎，对落后产能应设法妥善出清，而不是抱薪救火，让其苟延残喘。

　　科技·文化

　　10  实体书店回暖，不卖图书卖体验

　　电商的崛起让实体书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潮，不过近来实体书店渐有复苏之势。《2018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网购虽是图书零售市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实体书店也开始走出负增长的低谷。那么，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类实体书店与以往有何不同？经营业态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理想很丰满，现实仍骨感

　　布置温馨的空间、精心打理的小院、立足门口就能闻到的咖啡香气……在长春吉大南校街上一个复古的小门后别有洞天，这就是吕冬发起的“乐读书社”。虽然面积不大，但“乐读书社”是长春首家以众筹形式创立的独立书店，目前已在吉林省内拓展出好几家分店，并成为当地实体书店中独树一帜的品牌。

　　像“乐读书社”这样的实体书店近几年越来越多，书店融合了创办人的文化理想与爱书人的精神渴望，并逐渐成为一些人的精神家园或者城市文化地标，如北京的万圣书园与单向空间、南京的先锋书店和成都的卡夫卡书店等。

　　不过，现实是残酷的：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和高涨的运营成本，一些独立书店被迫不断更换店址，缩小店面，还有一些书店最终淡出人们的视线。中国图书网渠道经理阿威说：“一家实体书店如果能坚持5年，并且还要有成为城市地标的潜力，才有可能靠口碑和读者继续存活，而很多书店在此前早就倒闭了。”

　　吕冬说：“书店大部分的成本是房租和人力，只卖书覆盖不了支出。”北京西二旗“一个书店”店主文海也表示：“买书的需求是存在的，但实体书店的弱势是没有商品定价权。”

　　卖周边卖体验，实体书店这样活

　　为了存活下去，实体书店也在不断尝试改变。与最初只单纯卖书不同，现在的实体书店还把更丰富的文化活动，比如品茶、电影、朗诵等内容加入实体书店这一空间。

　　“乐读书社”“一个书店”会经常在周末举行读书会、分享会，有时还会邀请一些作家或是学者到书店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吕冬说：“我们创造这个空间就是为了让这样一些书、这样一些人跟大家见面。实体书店里举办文化活动，让书不再是单纯的承载文字，更多的是文化交流，带领读者在书籍之外阅读生活，这是实体书店自身独特的优势。”

　　北京单向空间、南京先锋和广州方所等书店，则开发了自家的文创产品。“我们家比较火的文创品牌是‘单向历’，每年都有一大批回头客来订购。”北京单向空间的店员刘剑钊说，“在我们店，文创总收益是比卖书高的。”这些举措一方面提高了书店利润空间，增加了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吸引了顾客，给大家在周末提供休闲娱乐的空间。

　　在北京前门边儿的Page one书店童书区，也有全家出动带孩子来看书的年轻父母。一个带着5岁儿子的妈妈说：“我们周末常带孩子过来看书，还给孩子在这里报了绘本课活动。”在附近居住的居民李先生认为：“在这里看书有一种仪式感，实体书店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方便舒适的空间。”

　　未来，逛书店或成日常

　　越来越多建在购物中心、旅游景区等人流密集地区的网红实体书店正在成为 “文化地标”。长春三联书店店长王硕说：“在业内，我们称这样的现象为书店1.0到2.0的升级，书店业态变得更为丰富。通过这样的变化，我们不仅为更多读者提供了阅读资源，并且建立了更为广大且高质量的书友基础。”

　　近年来由于电商的冲击，实体书店的经济价值变小。但电商是存在“马太效应”的，好书很多，可如果这些好书只有很少的点击量时，就不易被推荐到销售首页被大家发现。所以在线下的实体书店里，读者常常能更容易发现小众的好书，这就是实体书店存在的意义。

　　文海说：“单纯买书一定是线上更便捷更便宜，但发现好书、认真读书、和书友交流的这些过程，却是线上没法提供的。”

　　“线下购书时你可以感受到书店的氛围、店员的职业态度，在签售活动中还可以与作家交流，这些都是在家里上网买书获得不了的体验。未来，逛书店或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刘剑钊说，实体书店不仅仅是卖书的场所，也可以成为一个休闲、交流、提升自我的场所。

　　民生·社会

　　11  能否说再见？外卖的伤与做饭的痛

　　当80后、90后逐渐走上生儿育女的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无可推卸地承担起照料下一代的责任。众多事务中，如何安排好孩子的一日三餐，成为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却极度考验他们的“小事”。

　　吃的问题，曾经不值得拿来一说，对80后、90后的父母辈来说，买菜做饭是进行了几十年的生活节奏，他们的生活再不富足，也对食材要求苛刻：“大葱没有小葱香”“只有土鸡才有鸡味儿”；他们的厨艺再不精湛，也对饭菜口感追求执着：“高压锅压出的排骨不如铁锅焖的有嚼头”“鸡汤一定要瓦罐小火慢煨”……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管过去、现在，都本着“吃得放心、做着节约”的理念，坚持烹饪，拒绝外卖。

　　不够卫生，不够实惠，不合口味——这是大多数老人排斥外卖的原因。然而与他们相反，那些忙着上班、带娃的青年人、中年人，只以一条理由就合乎逻辑地撑起了外卖的半壁江山——省事儿！叫外卖与下馆子实质区别并不大，曾经，下馆子是一种奢侈，而如今，下厨却难能可贵。显然，做饭有做饭的痛，外卖有外卖的伤。对多数人而言，还有别的选吗？

　　“自己做饭”的时代之变

　　今年国庆游行，天安门前走过的外卖小哥方阵，在让人眼前一亮的同时，也映射出这职业背后的餐饮变革。

　　二三十年前，中国人吃饭，基本都是家家户户自己做。那时候，人们上班的距离都不远，中午、下午都能赶回家，主妇们做饭的成本均摊起来也不像今天这么高。变化主要出现在大城市，因为城市大、生活节奏快，白领们不太可能为做或者吃一顿饭专门跑回家，即使有时间回家，做饭的成本也要用自己的时间薪酬来衡量，这显然是件效率很低的事。于是，选择下馆子的人越来越多。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物流配套日益完善，外卖也流行起来。

　　我们爷爷奶奶那代，觉得“自己种地养猪，再用这些食材做饭”，才叫“自己做饭”；我们爸妈和我们这代，觉得“买了成品大米和切分好的肉做个饭”，叫“自己做饭”；到了下一代人，也许会觉得“把超市里配好的料理包，拿到微波炉里转一转”，就叫“自己做饭”。“自己做饭”内涵的不断演变，正如外卖产生的本质原因：餐饮业分工细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从种植、养殖到采购再到制作、配送，整个过程的各个环节，分工越来越专业、工序越来越完善。

　　当前，人们对外卖的抵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其“不安全、不卫生”。不过这个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外卖，而在于诚信。或许，我们该相信国家监管和市场竞争的力量，每一个消费者不断地用脚投票，都会加快商家优胜劣汰的进程。

　　“未来咋吃”的N种猜想

　　餐饮的工业化趋势在宏观上优化了社会资源配置，在微观上改变了个体生活方式。

　　未来，城市里可能出现很多不同层级的中央厨房：上一级的中央厨房提供“准成品”，末端的中央厨房进行最后一步的加工，每个末端厨房只服务于一个区域，以保证配送速度和新鲜程度。而同一个区域内，可能交叉分布着多个这样的网络，购买者可以在这些网络之间做出选择。

　　随着人力成本提升、送餐费用高企，到那时候，比起外卖服务，这样的末端中央厨房可能更为流行，它们会内置在各大社区，方便人们购买食物。当然，中央厨房提供的基本都是制成品，只不过其花样和质量远比现在丰富和有保障。

　　有了中央厨房，普通餐馆仍然存在，它除了提供与中央厨房一样的服务，也为有需要的就餐者提供一个公共空间。如果你想吃一顿个性化的定制大餐，你可以跑一趟高档餐厅，也可以让大厨上门为你做。

　　当这一切发生，烹饪将逐渐演变成一种兴趣爱好，或者个人技艺，一部分喜欢烹饪的人，可能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人们对厨房的认知也将超越其基本功能，赋予它某种人文和家庭情结，我们也可以逐渐告别外卖的伤与做饭的痛。

　　当然，这只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期许。它有机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