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20年第十八期（半月评论）

    有机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钱文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工作捷报频传，脱贫大业稳步推进。从2012年到2019年的7年间，全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9348万人，年均超过1300万人，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上最好的成绩，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9年末的0.6%。今年，我们终于迎来了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并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但是，消除绝对贫困不是终点，而是人民新生活的起点，国家新征程的起点。决胜脱贫攻坚之际，我们不应忽视，一方面，新近脱贫群众很可能“立脚未稳”，自主发展能力还有一定脆弱性，返贫风险客观存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还是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相对贫困问题仍要下大力气克服。求解这些深层次问题是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工作，各级干部理应将之放在更大的民生发展图景中加以把握。

    如何构想这样的图景？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更明确指出“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由此可见，要想巩固好得来不易的脱贫攻坚战绩，关键之策就是让脱贫攻坚平稳驶入乡村振兴主航道。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当下首先应聚焦于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毕竟，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前提是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如期脱贫，脱贫攻坚收官期尤其不可急躁冒进。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数据显示，2019年底，全国已经脱贫的贫困人口中，有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300万存在致贫风险。如何为这些群众的生活福祉作出合适安排，让他们也有动力有能力远离贫困困扰，需要给出可以持续起效的机制性方案。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需要把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带入乡村振兴布局的各项安排中，为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持久动力。比如，借鉴精准扶贫的经验，进一步梳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方略，可以提高乡村振兴各项政策和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东西部协作扶贫的多样模式，可以为乡村振兴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开放思路；脱贫攻坚中形成的驻村帮扶制度，可以为农村从基础设施到文化风气在内的各项基本建设提供持久的外部支持力量，进而以合力推动乡村治理效能转型升级；建档立卡这一工作模式的思路与成果，稍加调整，仍可以作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相对贫困群体识别的合理参考；各地已经投入相当心力乃至财力的产业和就业扶贫，正可借振兴大计东风优化拓展，为乡村新发展模式奠定经济基础，进而谋求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意味着在新形势下要合理统筹扶贫与发展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的贫困治理将纳入乡村振兴的框架下统筹推进，构建更加稳定持久、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的体制机制应是题中之义。尤其需要重点攻坚的，是破解城乡公共保障不平等的体制，构建城乡一体、共建共享的民生保障制度，进而着力推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待条件成熟，则可以将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转型三大要务“并轨”，以有温度、有力度的制度变革为乡村振兴全面赋能。

    具体而言，这一制度变革可以发力的方向有：探索建立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同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行业组织赋权和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加快乡村经营体制创新，在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前提下，推进乡村资源资产化，给予城乡不同主体参与农村经济活动的必要自主权；加强乡村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创新，提高财政涉农资金配置和管理的效率，构建适应乡村实际情况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和保障制度，让乡亲有获得感、有放心感。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不可轻忽科学的工作机制和强有力的保障机制。一方面，要提高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加强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议事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则要设法提高村干部带动能力，提高村干部综合素质，如有可能，可以探索建立村干部报酬有保障、工作有考核、退出有标准的职业化管理制度。

    乡村振兴，要在得人。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专业组织在扶贫中发挥了宝贵作用，如通过其资源动员能力和专业技术帮助农户尤其是贫困户改变观念、提升本领，寻找市场机会、提升公共事务参与能力，这样的经验理应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予以充分吸收。在专业组织的带动下，培育与引进结合，可以期待乡村振兴藉由人才振兴获得突破。相应地，要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激励机制，合理考核与有效约束结合，实现乡村有活力而不乱，有朝气而不散，让脱贫攻坚平稳驶入乡村振兴主航道。（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