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能在三年内重建“汶川”？
初秋时节，汶川映秀镇流水潺潺，鸟语花香。来往游客、小镇街景及远处苍翠的山峰，共同构成一幅祥和安宁的山水画卷。
映秀镇西南一隅，倒下的漩口中学永远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时光流淌，“悲伤”的词汇被逐一写进历史，新家园、新生活、新产业渐渐磨平“地震灾区”的标签。
惨烈的“5·12”汶川特大地震，在中国的“心腹之地”划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这是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受灾面积相当于西班牙整个国土，受灾人口比北欧五国人口总和还多。
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唤起千万颗心灵的希望，重塑安居乐业的家园，再次为经济社会注入活力，用了多久？
三年。
从瞬间“归零”到物质重建、经济重振、文化重兴、社会重构，仅仅用了一千多个日夜，一场惨烈的天灾变成新跨越的起点。
灾后重建的“汶川答卷”震撼了世界。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飓风，十年之后还有不少灾民无家可归；2011年日本大地震，重灾地区目前仍是满目疮痍。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恢复重建的世界难题，中国，逆转了被灾难倒拨的时钟。
“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汶川、北川、青川……早已不只是川西崇山峻岭间一座座小小县城，而是中华民族精神信念的象征，是窥见社会主义中国的窗口，更是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密码。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灾后重建奇迹的根本原因
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汶川县映秀镇考察。走过震后第十个年头的映秀，街道井然有序，各式店铺林立，临近春节，小镇到处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在听取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及发展情况汇报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灾后恢复重建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正是“汶川奇迹”的根源所在。从抗震救灾到恢复重建，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群众诉求急迫、具体而细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每一名党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
时光回溯到2008年。灾难发生后，党中央接连发出一道道决策指令：第一时间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启动国家一级应急预案；第一时间从各大军区调集部队，协调全国各种资源驰援灾区。震后24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震后27天，国务院颁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震后37天，国务院制定《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震后4个月，灾后重建总体规划正式发布，中国政府提出“三年基本恢复，五年发展振兴，十年全面小康”的灾后恢复重建总体目标……
所有灾区基层党员干部，同样经历家园破碎的苦楚，同样承受痛失亲人的悲伤，都是“五加二”“白加黑”，把“苦尽”留给自己，把“甘来”让给群众。
汶川地震发生时，时任映秀镇中滩堡村村主任的杨云兵，仅用18分钟便成立了抗震救灾临时指挥部。40分钟后，杨云兵就带着30多名干部群众前往映秀小学开展救援。而在地震发生3天之后，他才顾得上寻找自己的妻儿。
有数据显示，汶川大地震10个极重灾区的党员干部，大比例的人承受了失去亲人或伤残之痛。但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他们用自己的坚守，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灾区群众传递着信心与希望。
十一年过去，一提起老村主任朱开荣，绵阳平武县平通镇易阳村彭苏兰还是连连竖起大拇指。“朱主任家的房子也垮了，但他顾不得自己家，成天帮我们盯着，协调建材，解决供水供电。没有他，我们的新房就盖不起来！”
领救济、住板房，党员干部朝后让；挑重担、解纠纷，党员干部往前冲。说不上重大，也谈不上豪壮，但在这样的点点滴滴中，灾区群众感觉有了主心骨。灾后重建的过程，生动呈现出一个政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灾后一年中，四川省各级基层党组织共动员120万名党员组成2万多支服务队，活跃在灾后恢复重建第一线，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建房选址、信贷资金、心理辅导、技术培训等各类问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激励着共产党人与灾区群众鱼水相依、血肉相连、患难与共。
“我们是有组织、有信仰、有觉悟的人。”在地震中失去11位亲人的北川县委副书记瞿永安的话，道出了千万震区党员干部的心声。
到汶川震区考察的外国友人感慨道：“有一本‘经’我们很难取走——你们有这么多勇于献身的共产党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灾后重建奇迹的内在动力
广元市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宽约5米，高约14米的“大爱崛起碑”格外引人注目。这座大写“人”型石碑，寓意着灾后恢复重建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以人为本。
震后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显示，96%的灾区群众最担忧的是重建住房，94%的群众最期待的是安置新家，数以万计借读他乡的孩子最盼望的是重返故乡。
2008年6月8日，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国务院颁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从地质灾害排查、过渡性安置、活动板房使用，到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条件保障、村民住宅建设，80条内容条条直系民生关切。“国务院出台的首个灾后重建相关文件，就将千头万绪的重建工作指向了‘人’这个核心。”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杨先农如是评价。
2008年7月，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大纲经国务院审议通过。从灾区群众的生活生产需要出发，把灾区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听取灾区群众意见，发挥灾区群众的主体作用，优先解决与灾区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等成为规划编制的核心原则。
“把群众安顿好，把民生保障好，把灾区建设好”，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民生为先的积极实践，成为恢复重建中最有效的社会动员，为科学、快速安置和重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震后10天，1500多万人实现应急安置；
震后100天，1200多万人过渡性安置完成；
震后一年内，350多万户震损住房修复加固全面完成；
震后一年半，150万户农房重建全部完成；
震后两年，25万户城市居民住房基本完成，“家家有房住”的目标提前一年得以实现。
倾听人民呼声，尊重人民意愿，把“人的自主性”放在第一位，灾区人民不仅是地震灾害的承受者，更是重建奇迹的创造者。
2008年10月，都江堰市荷花池片区公布灾后重建新规划。作为都江堰市灾后城镇房屋原址重建的首个试点，无论是拆除受损房屋，还是重建房屋户型，都由业主充分讨论，民主集中后拿出最后方案。
原都江堰市古城区灾后重建历史文化专家组组长王国平回忆，在灾后重建中，都江堰确保“住房如何建、住房谁来建、小区谁来管、发展谁受益”等四方面的“群众说了算”。在重建规划编制过程中，100多家规划机构将办公室从“写字楼”搬进了田间地头，平日里拿惯锄头的农民罕见地当起了规划专家的“老师”“顾问”。
数据显示，2009-2010年，都江堰市拆除危房1550余栋，征地拆迁上万亩，却未发生一起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与此同时，广大群众创造性地探索出了12种城市住房重建模式和10种农村住房重建模式。“坝坝会”“板房夜话”的协商式民主改变了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让群众意见得以充分表达，矛盾和纠纷大大减少。
“建房子还要给路子，补资金也要提素质。”灾后重建，不仅关切群众的眼前利益，更重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优先供给公共服务，优先升级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重大产业。在物质援助的同时加强技能培训，在“输血”的同时努力提高“造血”功能，这让重建超越了简单的复制，使危机变为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最坚固的是学校，最漂亮的是民居，最现代的是医院，最受益的是群众”——这是地震受灾群众对灾后重建的共同评价。“合乎民情，顺乎民意，把‘人的自主性’放在第一位，变‘政府包办’为‘群众自治’的‘参与式重建’，推动了千万民众对灾后社会的再适应，也让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重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大加快了灾后重建进程。”杨先农说。
社会主义优越性是灾后重建奇迹的制度保障
行走在地震灾区，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汶川，有东莞大道；在北川，有山东大道；在什邡，有北京大道。一个个特殊的地名，清晰记录下当年全国18个省（市、区）对口援建的轰轰烈烈，更生动印证了社会主义中国巨大的制度优势。
震后仅一个月，国务院即出台《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全国近2/3的省份行动起来，对口支援重灾县市。
“一省帮一重灾县，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这一科学决策是灾后重建中最大的创新。承载着无数爱心的涓涓细流，汇聚成奔涌的江河大川，造就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汶川样本”。
山东—北川，广东—汶川，北京—什邡，上海—都江堰……来自东部和中部地区的19个省市与四川18个重灾县及陕甘重灾地区结成对子。“把北川当作山东的一个县来建”“都江堰就是上海的第20个区”“对口援建是检验东部各省综合实力和政治觉悟的窗口”——原来相距遥远的两地，从此手足相连。
四川省灾后重建规划协调小组成立后，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专家数以百计。他们奔走于各个灾区，访谈、摸底、调查、评估，印送的各种研究报告和资料文件达5000多万字。所有这些辛劳与智慧的付出，都是无偿的。
回首那些挑灯夜战的日子，华中科技大学耿红老师感慨不已：“那是中国最大的规划室，这个场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只有‘一五’期间有过。”
为了制定汶川映秀镇的重建规划，国内规划设计界的高手齐聚一堂。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等规划界精英团队共同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向全球“借脑”，多次征求中外专家意见。其目标，不仅仅是要把映秀镇建设得精致美丽，更要使其成为“抗震建筑示范区”“防灾减灾示范工程”。为此，负责对口援建的广东投入超过12亿元。
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国家动员，让寿光的蔬菜在北川抽出嫩芽，江苏的草莓在绵竹结出果实，汶川的教师在羊城深造，都江堰的保姆在上海找到工作。温州精神、辽宁经验、东部先进的发展理念与管理模式，在重建中推广传递，生根开花。
当基础设施援建告一段落，“对口援建”自动向“对口合作”演进：“青川经济社会发展”编入浙江省的“十二五”规划；广东每年异地培训上千名汶川籍农民工；绵竹江苏工业园、什邡北京产业园、川浙产业园……从单向的八方支援、输血造血，到双向的互利共赢、长期合作，新的思路、新的观念带来了新的起点、新的出发。对口援建，让“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找到了缩小东西部差距的支点，与灾区协力同心，谱写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篇章。
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们赞叹：大灾之后，由中央统一安排发达地区支援灾区的做法，世所罕见。“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是救灾速度和效率的保证”。
不仅仅只有对口支援。
四川省分配到“特殊党费”援助资金80.3亿元，都用在了灾区民生最直接、最紧迫的领域：47亿多元用于帮助灾区群众援建倒损住房等民生项目；近20亿元用于帮助灾区中小学校恢复重建；10亿多元用于帮助灾区重建和修复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及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接收站点等设施。
震后三年，中央财政在恢复重建的投入达到2200亿元，税费优惠、金融支持、用地保障、法制保障……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顶层设计”，为恢复重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廖宏斌认为，在汶川重建中，政府力量与市场手段实现了相互补充、彼此呼应；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全心全意服务于民生福祉；无私援助从个人自由上升为不可动摇的组织意志。他说：“汶川重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汶川奇迹，是政府动员与市场力量的雄浑交响，是自力更生与八方支援的壮丽凯歌。”
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激励灾区人民砥砺前行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我们都是汶川人！”……多年之后回望汶川，这些曾经激荡灾区的强音，依然萦绕在国人心头。
灾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传递着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2008-2011年的三年时间，我们不仅重建了一个山河壮美的物质家园，更重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精神故乡。
汶川县映秀镇渔子溪村的张志富，地震前在原漩口中学当门卫。如今已年过花甲的他，仍时常想起学校的老师方杰。地震发生时，方杰用手支撑住教室大门，全班几十名孩子成功逃生，而他被压在了墙瓦之间。救援人员发现他时，他的双臂仍保持撑举状态。张志富时常感慨：“这样的人，咋能忘了呢！”
为援助地震灾区而牺牲的英雄中间，有一位山东汉子叫崔学选。
崔学选生前是潍坊市抗震救灾援川前线指挥。冒着余震、滑坡和飞石，他带领援建人员踏遍了北川县桂溪乡的土地。2009年7月13日，因连续超负荷工作，崔学选倒在了援建路上。弥留之际，他还对守在身边的老母亲说：“妈妈，等我病好了，我带你去看一看新北川。”直到今天，北川老县城遗址旁，汶川大地震纪念馆里，人们还常常在他的雕像前驻足。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汶川恢复重建中，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一直陪伴灾区人民，激励着灾区人民自强不息、重建家园。
地处偏远大山中的广元青川县黄坪乡枣树村，村民们在墙上写上了两条被网友誉为地震灾区“最动人”的标语：“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这两条标语的灵感来自村民石光武——枣树村震后第一个搬进永久性住房的硬汉子。当自家的两层楼房被毁后，石光武领着家人起早摸黑，很快搭建了临时过渡房。在他的感染下，乡亲们自发重建家园，开展生产自救。
“懒人才会没饭吃，勤快的人不会挨饿。”地震被困废墟下172小时后获救的“最牛矿工”彭国华，灾后积极跟人学习手艺，干上了泥瓦匠。灾后重建完成后，他去附近的茂县等地打零工，在自家林地里薅草、种树，如今日子越过越好。他说：“既然活下来，就得活出个样子。”
早年事业有成的沈艳燕，在地震后义无反顾选择回到家乡绵阳平武县牛飞村创业，与乡亲们一起重建家园。如今，她已经培训羌绣绣娘数千名。每名绣娘每个月依靠羌绣制作能收入3000~4000元。
只要精神在，希望就在。地震可以摧毁家园，但摧不垮人们重建美好生活的信念和力量。在抗震救灾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许许多多的石光武、彭国华、沈艳燕，穿越灾难、重建家园、追逐梦想，用一点一滴的奋斗编织出幸福新生活，用实际行动不断推动着灾后重建进程砥砺向前。千百万干部群众的奋斗，亿万中国人民的坚守，无数建设者的奉献，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深沉的感恩，随着重建的脚步，汇入社会主义中国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
党的先进性，制度的优越性，人的创造性……三年重建，充分呈现了一个政党对人民的忠诚、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梦想，检验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活力，增强了我们走“中国道路”的坚定信心。
今天，大地震撕裂的山川已重披绿装，新建的家园正在书写新的时代华章。三年重建，那些“新生”背后的故事和逻辑，其实可以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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