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9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政策落地实不实，关键要看获得感
养老金再涨5%、诊疗流程优化、油电气齐降价、增值税率下降、学校陪餐制度施行、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放眼2019年，更多民心所向、基层所盼的惠民政策密集推出，可谓“含金量”十足。
这些民生政策是否抓得准、如何做得实，让群众有获得感是一项重大课题。从群众视角看，评价什么是真正给力的政策红包，人们的依据不是文件多寡，而是实实在在、直抵人心的获得感。换句话说，民生政策不只是宏大叙事，更关乎日常一餐一饭、一颦一笑；民生政策不应高高在上，而应始终保持触手可及、感同身受的温度。
进入新时代，获得感更不仅仅停留在“吃饱穿暖有零花”的浅层次上，而是涉及生态环保、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民生工作量大面广，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环境、教育、就业，哪项不是千头万绪，哪项不需要花心思、花精力去解决？社会转型变革加速，给民生政策提出新课题；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给民生政策增添新变量；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给民生政策提出新要求。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民生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补齐的短板，新老问题交织，解决不好会抵消获得感、幸福感。尤其需要注意，民生政策从出台到最终得到群众认可，中间离着很远的距离，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当前某些地方扶贫工作就陷入“效果悖论”：扶贫没少花力气，群众也有获得，可就是感觉不强烈，甚至不会心怀感激。
因此，决不能以为民生政策一出台就万事大吉，而须打通“最后一公里”，以群众获得感为民生政策最终的落脚点和检验标尺。这就需要注意三个问题：有政策未落实、有落实没获得、有获得却无感。
有政策未落实。再多再好的政策如果落实不了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形同虚设。现实中，有的官员习惯“用开会代替实干”“自拉自唱”，善于搞形式主义，栽盆景搭花架，做虚功玩花活，最终好政策停留在文件上。抓而不实，等于白抓。如果仅仅是耍嘴皮子、摆样子，再好的政策群众也难有获得感。
有落实没获得。有落实没获得或因一些民生政策目标与群众期待不吻合，或因一些民生政策在落实过程中“跑冒滴漏”严重，又或者源于一些民生政策在执行中走形变样等等。如教育扶贫“漏人”、产业扶贫“垒大户”、金融扶贫“投不准”。如此这般，尽管政策有落实，但民众没有获得感或获得感打折。
有获得却无感。一些民生政策群众虽然获得明显，却仍然不满。这或是源于政策宣传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群众知晓率低；或是因为部分群众盲目攀比期待大，以致边际效应递减；或是由于部分群众获得满满，别的群众只能眼巴巴看，心生不满；或是源于没带感情做工作，没有暖民心哪能得民意？
与前两种情形相比较，“有获得却无感”以往关注不多，而在当前工作中，这种情况却越来越常见。甚至有些时候，民生投入越多，群众意见越大。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言，如果政策不透明、工作不细致、落实不走心，群众会认为优惠政策在实施中有“猫腻”，别人得到的更多，自然对获得无感。
那么，增强民生政策获得感，当向何处发力？
增强获得感，要强化问题导向。获得感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提升。直奔问题，不断除弊兴利，是民生政策的应有之义。“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群众痛点在哪儿、问题症结在哪儿，施治的靶点就应该瞄准哪儿。买得起房、看得起病、养得起娃……群众是通过每一项实事去感受民生温度，检验政策答卷。
增强获得感，要合理引导预期。民生政策目标的确定要实事求是、恰当合理。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结合，不能脱离实际，提出过高标准，更不能吊高胃口，开空头支票。要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开展经常性社情民意评估。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的社会心态，政策不养懒汉，杜绝不良导向，调节社会情绪，构筑心理防线，有效引导预期。
增强获得感，要倡导参与共享。政策从纸上走向现实离不开群众的支持，需要调动群众积极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受益，肯干能干主动干，共建共治共受益；戒除看客心态，激发内生动力，形成奖惩分明、共鸣共振的良好局面。共享不止于物质成果，更是公共意识、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的共享。手拉手、心连心，有参与，方有获得感。
莫言下岭便无难，一山放出一山拦。与民交实心、结真情，带着感情做工作，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惠民政策才能深入民心、深得民心；叫得响、立得住、获认可的硬招实招，才能让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半月讲解
2 新时代，我们怎样发扬五四精神？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百年风雨兼程，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就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近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切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明确提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重要要求。
凝聚民族复兴力量
在新时代发扬伟大五四精神，首先要准确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
五四运动，集“思想革命、文化更新、反帝救亡”于一体，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在民族危难之际，以磅礴之力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心。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从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辛亥革命，都是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都没有成功。正是五四运动，一场改造社会、寻找民族复兴之路的探索迅速在各族各界爱国人士中展开。正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开启了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五四运动以来，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为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以五四运动为新起点，从1919年到2019年，这是改天换地、波澜壮阔的100年，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深刻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只有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我们才能更加深刻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更加深刻理解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
弘扬爱国主义，追求真理、追求进步
五四运动的发生源于救亡图存，爱国是其本源；五四运动实现了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进步是其内涵；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民主和科学已经为人们仰慕和追求，五四运动使其得到更加充分的张扬和体现，因此“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共同铸成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得到当时民众的广泛参与支持，正是因为它激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与热爱。“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爱国的精神；都在发挥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弘扬五四精神，就要激发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行动自觉。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今天，五四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始终一脉相连。我们传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把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
赓续、弘扬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
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回首百年奋斗历程，历史的启示催人奋进：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
今天发扬五四精神，就要赓续和弘扬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唯有保持拼搏奋斗的精气神，让奋斗成为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才能把握机遇、奋发有为，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在弘扬五四精神、不负时代重托的进程中，要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方向和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一鲜明论断，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划定了奋斗的坐标。
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点希望，在新时代发扬好伟大五四精神，一生真情投入、一辈子顽强奋斗，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就能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半月调查
改善营商环境靠开会？有企业打算专门聘高管“陪会”
导读
当前，各地正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帮助民营企业发展。但在某些地方，有相关部门打着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企业痛点的旗号，频频要求企业负责人“陪会”。一些号称给企业减负、提气的会议，结果成了企业新负担。
为“陪会”，有企业需要专门聘高管
中央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以来，各地纷纷出台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帮扶力度。然而，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以调研情况、解决困难、宣讲政策等名义召开的各类会议，动辄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由于会议定位不精准、议程设置不合理，企业负责人“参会”变“陪会”。
中部地区一位民企负责人说，为提升市场竞争力，近年来企业十分重视职工培训。接到地方政府支持技能提升的会议通知后，他满怀期待地从县里驱车30公里到市里参会。坐了一上午，一直等到会议快结束时才发现“白跑了一趟”，按照相关条件和名单，他的企业根本拿不到补贴。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开会的本意是为了摸清情况，解决问题。而一些政府部门的“热情”邀约，让一些企业负责人劳而无获，深感“吃不消”。
“同样的会议，市、县部门层层开，都硬性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公司初创期本来就人手紧张，多数时候只能派高管过去开会。”一家从事光伏行业的企业负责人说，一般情况也不敢派员工冒充，担心被发现认为“不够重视”。如果所有会议都按要求参加，甚至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高管“陪政府开会”。
不需参会“被陪会”，需要关注被忽略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一些政府部门要求企业“陪会”，集中于三种情况。
——不论是否相关、是否熟悉情况，都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参会。
企业普遍反映，在公司内部运行过程中，各专业部门分工明确。一名分管经营的高管往往不如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熟悉融资状况，一名分管内部管理的高管往往不如营销部门负责人了解市场动向，即便企业主要负责人也是如此。
有企业认为，不少部门非常重视开会的过程，却不重视开会的实际效果。如果企业主要负责人不参会，甚至会被一些官员认为是“架子大”“不给面子”，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一些企业疲于“陪会”，另一些企业被忽略。
一些企业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经常“陪会”的企业往往是地方重视的新项目、大项目、标杆项目。而当企业身处困境，真正需要政府部门帮一把的时候，可能未必能得到邀请。
一名曾在中小板挂牌上市的民企负责人说，他是县里第一家上市企业，经营正常时，每周都有各级政府部门来考察调研，公司宣传册一印就是一卡车，市县政府部门举行的会议也经常参加。但资金链遇到问题后，就很少有人再联系他了。
——制定政策前开会少，宣讲政策时开会多。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在制定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要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在近日召开的一次关于企业投资的立法论证会上，半月谈记者注意到，与会专家全部来自政府部门和高校，没有一位是企业负责人。
受访企业家普遍对层层召开的政策宣讲会表示有些厌烦。有企业家说，有时，上一级政府的电视电话会刚结束，下一级政府紧接着就开会安排部署工作，再遇上公司内部会议，常常分身乏术。
变企业“陪会”为政府入企
企业“陪会”的背后，仍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怪，有关政府部门应切实转变作风。
一名民营企业家说，有些政府部门还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似乎领导不开会发表讲话，就是对某项工作不重视。市县层面的一些政策文件也只有在会议现场才能领到，政府网站上很难找到。他建议多公开，少开会。
部分企业负责人表示，一些可以更好地熟悉政策、交流情况、解决问题的会议，企业是乐于参加的，但应该精简会议，合理设置议程，减少对企业主要负责人提出的硬性要求，最好由企业自主选派熟悉情况的专业人士参加。
企业负责人还提出，少开一些能通过电子邮件、政务平台进行交流的会，多开一些涉及企业切身利益，解疑释惑、解决问题的会议。
政府要当好“店小二”，必须变企业“陪会”为政府入企，改变坐在办公室里“憋思路”“凑点子”的老办法，而真正问计于企、问需于企。一位民营企业家直言，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应该多到企业一线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少请企业家到政府大楼频繁开会。
半月世界
4 百年未有之变局考验中国外交
当前，国际形势在不确定性中蹒跚前行，世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大国竞争博弈日趋激烈，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遇多重挑战，世界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70华诞，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此背景下，如何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有利的外部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课题。
审时度势 稳中有进
2018年中国外交审时度势，稳中有进，主要建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外交不断取得突破，对外开放新格局逐步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引领效应持续释放。
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扩大对外开放，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等方面都有新突破，在“引进来”的同时积极“走出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共建“一带一路”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共享“一带一路”红利效应逐渐展现，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机制不断健全，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加快推进。
中国下调部分商品进口关税，同时，通过新设一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经验，大幅压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金融、汽车等行业开放。这表明，未来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国内市场推动打开更加开放的国外市场，更好平衡“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利益关系，筑牢合作共赢的对外经济合作格局。
特别是，在处理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努力把贸易摩擦转化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可借助因素，既不掩盖自身存在的问题，又积极通过坚持深化改革和全面扩大开放来应对经贸摩擦。这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不断通过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带动改革全面深化和高水平发展。
二是政治外交稳中有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成就。
2018年，我国成功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习近平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出访多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欧首脑会议、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等重大活动；我国外交布局协调推进，同主要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同周边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更加紧密。
中国外交始终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使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国际形象深入人心。
居安思危，把握发展主动权
思危方能居安。回望过去外交成就，也不能忽视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更复杂更严峻。一方面，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和不断迸发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各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对外工作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这为我国当前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其一，在经济外交方面，强调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此，要平衡发展进出口，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优化进口结构，积极扩大进口。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要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推进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健康有序发展。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加快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继续推动“中美经贸磋商”。
其二，在政治外交方面，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应变的五点“中国方略”，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主要大国沟通对话与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拓展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积极为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中国建设性方案；与各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外交坚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战略部署，主动运筹，积极进取，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基础上扎实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注入了稳定剂。展望未来，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奔涌向前，中国发展振兴的大势亦不可阻挡。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征程、新前景。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社区治理三大难，郫都谋解
如今城乡社区治理普遍面临三大难题：养老服务不足、公共空间紧缺、环境卫生脏乱，让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打了折扣。2018年以来，四川成都市郫都区着力从解决群众身边的难题出发，积极探索社区嵌入式养老，广泛引进各类“社区合伙人”，激发居民内生动力，多元参与共建共治共享，发起了一场城乡社区治理的供给侧改革。
紧盯养老需求，把服务嵌入社区
几年前，家住郫都区郫筒街道的陈阿姨和老伴刚刚退休，本可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却因为要照顾患老年痴呆的86岁老母亲而倍感压力：“在家照顾了老母亲五六年，越来越力不从心，不要说休闲娱乐，就连晚上睡个整觉都困难。”
去年以来，小区家庭驿站投入运营，让陈阿姨看到了解决老人照料问题的希望。半月谈记者看到，这样的小区家庭驿站有6个床位供老人使用，每位老人都有一名专业护理员提供照料服务。
“从早到晚，老人心率、血压、吃饭情况、精神状况等信息，都通过手机记录并生成照护日志传到家属手机里。”护理员袁大姐介绍。除了全天照顾，运营家庭驿站的清檬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市场运营专员赵西敏介绍，家庭驿站还为因出差等原因无法照料老人的家庭提供了临时照料方案。
半月谈记者从郫都区民政部门了解到，面对老龄化挑战，郫都区积极探索构建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导、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引导各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向“功能性、专业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转变，初步形成“政府主导、公建公助、专业运营、多元参与”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除了家庭驿站，我们还可以提供交通陪伴、老年食堂等不同的专业性服务。”郫都区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李长根说。
据了解，目前郫都区所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均采取区域化、连锁化运营思路，按照建设统一、识别系统统一、设施设备统一的“三统一”原则分区分级打造。截至目前，该区已建成养老机构24家，运行日间照料中心114个，养老服务设施城市社区覆盖率达97%，农村社区覆盖率为60%，2018年全区接受居家养老服务近2万人次。
打造社区综合体，引入“社区合伙人”
“每天在这里为大家理发，也算是实现了我的创业初衷。”50岁的范先林最近成了郫都区奎星楼社区的一名“社区合伙人”，在社区为居民提供理发服务。
奎星楼社区地处郫都区的老城区，有居民4万多人，小区院落117个，长期缺乏公共空间，服务设施老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扩大社区公共空间、改善公共服务水平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2018年，奎星楼社区利用街道安置小区1700平方米的商铺，打造了社区党群活动中心。“经过广泛走访和收集群众意见，我们将便民服务大厅、咖啡馆、博物馆、烘焙室、小剧场、纠纷调解室等多种功能集中在一起，把党群活动中心打造成了社区综合体。”奎星楼社区党委书记李蓉介绍。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沟通协调下，更多房源“变身”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如郫都区钓鱼村去年对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整体改造，采用集中办公模式，不设单人办公室，集约空间增设图书室、舞蹈室、展示厅等，把空间最大限度让给群众，让党群服务中心成为村民开展各类活动的第二个“家”。
“有了空间还不够，为了让社区真正活起来，居民提出需求，社区就主动找资源。比如我们的0至3岁早教中心，一节课只需20元；健身房24节瑜伽课只要299元。”李蓉介绍，这些由社区挖掘的商家资源，都变成了“社区合伙人”。
“‘社区合伙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社会组织或企业。”书院社区党委书记张雪表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需要多元社会参与。以沐言咖啡书吧为例，这块占地近300平方米的样板房，就是引入投资商，投入近百万元改造成的文化教育与共享办公空间，如今已成网红“打卡”地。
“居民在社区综合体享受服务，价格低廉，也为社区基金进行了补充，使社区空间运营能够可持续开展。”郫都区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彭祖成表示，从满足兜底需求到照顾多元化需求，社区综合体和“社区合伙人”的加入，让城市社区更加有活力。
激发内生力，共治共享美丽家园
郫都区是天府水源保护地。在唐元镇临石村，一支由当地村民组成的护水队，近年来成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先锋队。
临石村位于柏条河边，下游便是自来水厂。2016年，为保护水源地，柏条河两岸百米内的住房被拆迁，农田也改为生态湿地。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随意丢弃垃圾、过量使用化肥等生活生产习惯，仍然是水质安全隐患。2016年，在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推动下，12名当地农村妇女组成护水队，对河流沟渠的垃圾进行定期清理。
“我们原来都是农村家庭妇女，孩子上学住校，在家除了种地无事可做。”护水队队员胡雪梅说，“看着好不容易得来的生态治理成果被垃圾污染，心里不是滋味。”成立护水队后，胡雪梅和姐妹们开始利用空闲时间清理河道中的垃圾。
“一开始很多村民都以为我们是捡垃圾的，我自己也有些害臊。”胡雪梅说，通过不断宣传，越来越多的村民意识到保护水资源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纷纷加入护水队。现在护水队已有30人，每月对河道进行两次集中清理。为了宣传护水队，胡雪梅还注册了微博，护水队也有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从清理河道延伸到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在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和护水队的带动下，临石村开始实行农村垃圾分类，将垃圾分为可降解和不可降解两类，将过去随意丢弃的垃圾进行集中处理。“比如过去扔到河道里的菜叶，现在全村都用来堆肥，实现垃圾不下河，形成一个闭合的生态循环。”胡雪梅说。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尹春涛表示，以后将邀请高校、社区、社会组织、村民共同参与建设，由护水骨干带动周边村民，由护水队带动周边社区和村落，由示范村庄带动沿线村庄，充分调动乡村社区参与河流保护，形成稳固的生态屏障，实现环境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教育改革进行时
6 一纸文件难治入园顽疾
入园难、入园贵是群众长期反映强烈的问题。2017年全国学前教育调研结果显示，一些地方城镇小区没有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配建幼儿园，有的虽然建了但没有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是造成城镇“入公办园难”“入普惠性民办园难”“就近入园难”的重要原因。
针对这一问题，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聚焦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移交、办园等环节的突出问题，提出小区配套幼儿园应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
此后，这一工作在全国各地推进并取得初步成效。然而伴随城镇小区建设加快、生育高峰到来，一纸文件能缓解幼儿入园的结构性矛盾吗？
部分小区入园难稍有缓解
“公办园保教费每月240元，比民办幼儿园便宜多了。”今年春节后，位于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万科翡翠玖玺花园的红升幼儿园正式启用。这让业主万先生轻松不少，“幼儿园建在家门口，又便捷又实惠，还是公办，师资力量也有保障”。
红升幼儿园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所住宅小区配套移交的公办幼儿园。园长孙双玲说，该园由小区开发商负责建设，后期装修、设施安装等由区教育局承担。“首批入园的有60名幼儿，优先解决万科翡翠玖玺花园业主子女入园，如果学位有余，还将招收附近小区的业主子女。”
数据显示，武汉2018年在园幼儿总人数为32.2万，比上一年净增2万。面对日益增长的幼儿人数，武汉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公办在园幼儿比例不足50%的区，住宅区配建幼儿园移交后，将由教育部门办成公办园，以确保今年武汉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以上。
广州市不少区也优先将小区配套幼儿园办成公办园。例如，南沙区自2018年起将接收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全部办成公办幼儿园。白云区坚持“当年接收、次年开办”的原则，将新接收的小区配套幼儿园优先开办成公办幼儿园，2017～2018年共增加公办学位2430个。
安徽省发布《安徽省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方案》，明确教育行政部门要参与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验收、移交等各个环节工作。
深入推进仍面临多重难题
那么一纸文件能否破解多年的入园顽疾呢？恐怕没那么简单。
2018年3月，安徽合肥包河区广视花园小区居民开始在网上投诉，小区已经交付使用3年，可配套幼儿园迟迟不开园，2000多户居民的孩子无园可入。直到最近多方反映引起安徽省主要领导关注，该小区的孩子才能入园。
已经配套的小区幼儿园也存在高收费低质量的情况。4岁的彤彤在武汉一家美语国际幼儿园上学，该园是小区配套的幼儿园，每个学期的收费在3万元左右。尽管收费不便宜，但彤彤奶奶对这家幼儿园依旧很不满意。“班上3个老师都不负责，有时孩子秋裤两个裤腿穿在一条腿上，还经常生病。”
一些小区的配套幼儿园从规划之初走的就是“高收费”路线。广东东莞有的小区幼儿园收费每月每人达到4000元，保教费2000多元的幼儿园更普遍。即便如此，这些幼儿园也经常“一位难求”。
业内人士告诉半月谈记者，有的地产开发商为了利益最大化，不愿意把土地规划出来建幼儿园和学校，就改以交纳教育附加费等方式代替。还有不少房地产商把教育作为新的营利点，兴办容易赚钱的高收费幼儿园，其中很多是小区配套幼儿园。现在国家要求把这些幼儿园移交给政府办成非营利性的普惠幼儿园，与地产商初衷相左，地产商比较抵触。
东莞教育部门有关人员坦言，东莞部分小区配套幼儿园都已经办了比较长时间，这些幼儿园当时定位为高端园，因此在装修、师资方面都投入较大，转型为普惠园有难度。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建得比较早的小区整体规划时就没有考虑建设幼儿园。后来虽然文件提出要求，但是各地执行起来没有标准依据，比如多大规模的小区应该配建幼儿园，居民人数和范围距离都没有比较规范的要求，落实参差不齐。
作为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师资缺乏也是影响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广州某小区配套幼儿园园长说，招不到合适的老师是目前所有幼儿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不是所有本科师范院校都开设学前教育专业，即使有规模也很小，不少学生还是调剂过来的，毕业后不愿从事幼师行业。
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曾经对幼师缺口做过估算，到2021年，学前教育阶段在园幼儿数将达到5750.82万，需要专任教师383.39万，保育员191.69万，教师总需求量575.08万。从2016年到2021年，一共需补充超300万名教师，包括近200万名专任教师和130万名保育员。
成效关键看政府担当和智慧
无论是移交后办成公办园或转型为民办普惠园，政府的投入都至关重要。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管华说，有些小区配套幼儿园在土地取得上并非划拨取得，而是通过招拍挂取得，其产权不属于共有，政府接手，需要补偿业主损失。
而正在使用、运营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园方，如果是合法租赁、经营，转为普惠性幼儿园，也需要政府提供补贴。广州市番禺区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委会理事长黄艺说，作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运营者，只有在生均经费、设施设备、维修等方面都获得政府补贴后，才能在收费上实施限价，体现公益性。
储朝晖等专家认为，真正落实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的要求，将考验政府的担当和智慧。
首先是要做好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中要确定多少人口、多大范围的区域内应有幼儿园，明确合适的办园地方，对原有的设施如何改建，也需要系统考虑。
其次，财政性投入要更多倾向学前教育。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幼儿教育经费在总的教育投入经费中占7.6%，财政性投入中幼儿教育经费不到5%，如果按要求80%建成公办园和普惠园，这个投入远远不够。
“文件要落实在制度层面。”湖北大学教授、湖北阳光教育研究院院长叶显发说，国家这样的文件不是没有，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建立一个考核机制，政策才能落实到位，否则可能变成一纸空文。
解码城市
7 石河子，“戈壁明珠”崛起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的漂亮，令人一见倾心。”著名诗人艾青这样描述被誉为“戈壁明珠”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
这里原是一片荒滩，沼泽密布，杂草丛生，玛纳斯河穿流而过，河道里全是石头，“石河子”的名字由此而来。
戈壁开出新天地
从1950年开始，第一代军垦战士人拉肩扛、挖渠引水、改造苇湖、开垦荒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90岁的第一代老军垦陆振欧从建城之初，一直在石河子工作、生活。“那时只有车马店、卖馕的几户人家，除了北面芦苇地，到处是荒滩戈壁，狼、野猪等野兽经常出没。”
“在戈壁滩上开荒生产非常苦，战士们夏天喝的是涝坝水，冬天饮用的是融化的雪水，住的是地窝子，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天。”陆老说，那时候的娱乐休闲，就是每天吃完晚饭后，大家拉歌、演节目、跳秧歌，自娱自乐。
在距石河子市区20多公里的天山北麓将军山下，152团10连作为景区“军垦第一连”，依然保留着当年的干打垒伙房、蓄水涝坝和地窝子群。
82岁的第一代老军垦胡有才，难忘开发建设初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的工农业发展十分落后，战士们节衣缩食，主动要求把一年发两套的军棉衣改为一年发一套。在开荒年代，衣服磨损得非常厉害，战士们缝缝补补接着穿，节省的经费全部投入到经济建设中。
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石河子第一代军垦人纺出了新疆第一缕纱，织出了新疆第一匹布，造出了新疆第一块方块糖。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乘车从石河子市一路向北70公里，就到了有“沙海半岛”之称的八师150团。这里三面都受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威胁，曾被外国专家断言不适宜人类生存。
1958年，500名青年组成5个垦荒队来到这里。他们挖洞作屋，打井取水，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
与沙漠斗争了半辈子的老军垦吕永海说起种树经验如数家珍：“原生林不用浇水，养护成本基本为零，我们的工作就是加密原生林，改变局地小气候，以此为据点，慢慢向外扩……”
在他和战友们的坚守下，20世纪70年代，一片片人工种植的加密梭梭林和白杨树，像一簇簇“绿箭”插入沙漠腹地，逼退沙漠70公里，实现人进沙退。
近年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北缘每年新增植被面积3000亩，在沙漠里构筑起以林为主、林灌结合的四级生态防护“绿色屏障”。150团也由过去的沙尘策源地，变成防风固沙示范区。
走在石河子街头，“半城绿树半城楼”的绿化构思令人印象深刻。目前，石河子城市绿地面积达2580公顷，其中，公园绿地341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市区100多种花木植物、230余万株大树，撑起了城市绿色的骨架，成为“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的四季绿洲。
创新焕发新荣光
“创业改变未来。”走进石河子高新区科技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年轻创业者，在跨境电子商务、新疆特色农产品销售、手机App软件开发、文化创意产业、商旅平台、购物平台等新兴行业各显其能。
2018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石河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石河子市在全面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方面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新疆智行合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后醒是第三代军垦人，曾在内地读大学、工作。小时候，他去新疆军垦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了姥爷的名字。孙后醒说：“姥爷作为第一代军垦战士一员受到后人铭记，我感到特别自豪。现在，我在这里创业正逢其时。”
八师石河子市党委书记、八师政委董沂峰说，作为北疆兵团城镇带中心，石河子市将加速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着力打造“科技教育中心、医疗服务中心、军垦文化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现代金融中心”六大中心，让“共和国军垦第一城”焕发新的荣光。
时政·财经
8 路长制：力保路面畅、街面安
城市交通拥堵，百姓见警率有待提升。怎么办？海南三亚推动警务改革，整合社会力量，基本形成以路长制为基础，以飞鹭支队为主力，以警保联控为延伸，以为民服务为主线的警务新机制，大大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
事多警少，警力调配捉襟见肘
三亚全市目前有230条道路，却只有130多名交警，平时小堵、节庆大堵，大家颇有抱怨。而公安机关内部各警种各司其职的工作套路已经形成。“过去一个警察在路上开车，只要他不是交警，看到堵车了，就嚷嚷‘交警都上哪儿去了’，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负责人梁营说。
三亚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张兆腾告诉半月谈记者，近年来三亚举办的国际音乐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等大型活动越来越多，这给安保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机构改革收紧编制的现实情况下，公安机关警力调配捉襟见肘。
一边是警力不足，一边却是大量社会安保资源闲置。三亚市3万多名各类保安，只在各自区域内工作。“酒店内的一亩三分地算我的，出了这个范围，油瓶子倒了我都不会去扶。”三亚湾红树林酒店保安副总监邬长超说，“其实酒店特别需要周边区域甚至整个城市治安环境的提升”。
启动路长制，警力不足民力补
面对警力不足，三亚将公安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警力不足民力补。
2017年9月30日，三亚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路长制。由公安局党委成员、分局和交警领导以及各派出所等部门负责人担任各级路长，交警、特警、派出所民警及辅警等多警种担任路管员，执勤中既管交通，又管治安，兼管服务。
“打破警种限制，实现一警多能，整合公安内部资源，无形中干警数量翻了很多倍。”三亚市公安局副局长丁一鸣说。
如今，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深夜外出，时常能看到统一着装、骑着警用摩托的飞鹭支队队员从身旁经过。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局长李杰介绍，为配合路长制，加强社会治安，2017年12月，三亚市公安局成立飞鹭支队。这是一支公安机关领导的、具有一定特殊技能的群众组织，不具备执法权，但可先期处置涉旅警情、快速处置突发事件，主动架起服务群众的桥梁。
同时，三亚通过警保联控激活各派出所辖区的保安力量，建立了一支统一指挥、统一培训、统一装备的群众性治安防控队伍，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社会面基本控制。目前，三亚已经建成164个警保联控中队，509家单位、2万余名保安参与其中。
解决治安防控“最后100米”难题
海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华平认为，“路长制+飞鹭支队+警保联控”整合各类资源，初步实现三个明显提升、三个明显下降：社会面管控能力明显提升，合成作战能力明显提升，群众安全感、获得感、满意度明显提升；交通事故及交通拥堵明显下降，街面治安警情明显下降，街面刑事警情明显下降。
2018年11月27日，三亚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大东海广场有人晕倒。飞鹭支队大东海中队队员林斯强、陈儒海等接到指令后5分钟赶到现场，发现地上有一女子，脸色苍白、双脚抽搐。
陈儒海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为其遮阳缓解不适。随后，该路段路管员和120救护车相继赶到。该女子上救护车后，路管员疏导现场交通，为救护车开辟绿色通道。
类似的案例每天都在发生。在三亚市公安局一楼有一间荣誉室，里面挂满了受助群众送来的锦旗。
现在酒店、机场等周围区域发生警情，保安可先期出动，最快60秒赶赴现场进行控制。“有名旅客在机场路被抢，从报警接警到抓到犯罪嫌疑人没超过一分钟。”三亚凤凰机场董事长许惠才说。
警保联控实现了社会治安从“警情等人”到“人等警情”的根本转变，很多警情在萌芽状态得到有效化解，有效解决了社会治安防控的“最后100米”。邬长超说：“过去晚上治安案件多，自己都不敢睡，现在情况好多了。”
科技·文化
9 小心，你的个人相册正被直播……小程序“野蛮生长”乱象频发
导读
小程序因“用完即走”、不用下载和安装等特点，成为互联网新风口，同时也成为乱象高发地。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小程序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一些商家利用小程序销售假货，甚至有一些“套路贷”通过小程序的形式“伪装”上线……专家建议，企业应出台一套完整的监管运行规则，并将相关数据与公安、工商、金融等部门共享，对违法犯罪活动实施联合打击。
“野蛮生长”的小程序乱象频发
有数据显示，2018年底微信小程序数超230万、日活用户超2.3亿人次。2018年3月，小米、华为等10家手机厂商联合发布“快应用”标准，从底层操作系统进入小程序领域。百度、阿里也在2018年下半年推出小程序业务。2019年2月，支付宝小程序用户超5亿，日活用户达1.7亿。
小程序快速发展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乱象：
——无序植入广告成虚假宣传“重灾区”。一个名叫“消灭病毒”的微信小程序内，要获得更多钻石、金币，需观看其植入广告。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广告中宣称下载相关App后，观看新闻、视频等每天可获利几十元，但不少消费者反映，每天看好几个小时，能赚5元就很不容易，且内容并非他们喜欢看的。
——售假、高仿的“新天堂”。一家小程序店中，某款市场售价近10万元的瑞士表只卖3800元，卖家承认该表属于高仿。类似的商家并不少见。半月谈记者发现，这些商家没有实体店，消费者从小程序中拍货后，可选择货到付款或者微信转账，超7天后不退。
——“套路贷”等违规App的“中转站”。在多个互联网公司的小程序中搜索“贷款”二字，填写相关职业、家庭、财产等信息后，半月谈记者收到了营销人员的微信或QQ号，添加后发现对方推荐的贷款工具实为“套路贷”。同时一些用户反映，有的小程序成涉黄、涉赌的“中转站”，通过小程序吸引人加入指定聊天群后，接下来的就是色情交易、赌博活动等。
——收集个人信息，赚取高额回报。一些刷爆朋友圈的网红小程序产品存在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以一款小程序为例，输入本人到过的城市，一张显示自己出行足迹的中国地图将自动生成。
半月谈记者发现，储存照片需授权该小程序获取自己用户相册信息，如事后不取消，相册将面临被“直播”的风险。在该小程序开发商预留的官网上，“朋友圈广告营销助手”“精准数据计算”等广告十分常见，价格在3000元到8000元不等，这显示用户信息可能在用户不知道的情况下被用于牟利。
准入门槛较低，监管存在缺位
腾讯、阿里等多家互联网公司表示，他们会不定期清理一些违法违规小程序，对一些关键字进行屏蔽。但部分受访专家认为，这些多为事后监管，很多小程序“换个马甲”继续活跃在人们视野中。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商业小程序开发门槛低。半月谈记者在百度检索“收集个人信息的小程序”，检索结果有115万多条，其中如何创建获取个人信息的小程序成热门话题，许多程序员甚至公开提供解决方案。
在一些知名电商平台，一款订制小程序价格最低只需百元，某商家“小程序大师”告诉半月谈记者，他们已累计下单上万个小程序，根据客户对数据种类的需求，只需3天即可量身订制好并交付，“只要用户参与，信息均可在后台查看”。
二是监管机制不健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互联网公司作为小程序的开发者和监管主体，目前尚未出台完整的监管运行规则。如微信方面重视审核小程序的功能和内容，但在消费环节监管相对较弱，对小程序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没有明确界限。同时，相关部门对小程序的监管目前也存在不足。
三是消费者容易忽视相关条款，后续举证难、维权难。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喜欢参与一些好玩的小程序，对是否授权相关个人信息并不是很注意，对较长的条款更不会关注。即使后续想取消授权，也找不到入口。
一位小程序的开发者向半月谈记者透露，由于开发成本低，无须写代码，微信好友也多，很多人更倾向于搭建小程序。“在条款中加入一些对企业有利的内容，再把类目设置得五花八门，这样用户后期维权会相对困难。”
加强市场监管，强化企业责任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剑桥认为，商业小程序和App一样，都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方式和载体，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企业承担。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小程序当然也不例外。”朱剑桥说，企业通过小程序等开展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充分履行法定义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冯雪松说，提供小程序服务的互联网公司要通过与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合作，以公司注册、商标、税务等资质作为进入条件，并将相关数据共享给公安、工信等监管部门。同时应该结合信用监管体系，将违规责任人列入黑名单，使其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朱巍认为，对于有社会动员能力和媒体属性的小程序，平台更要加强监管，加强资质的审核和备案。目前对小程序的实名责任制落实还不到位，平台要加强对小程序开发者和使用者的实名信息管理，发现问题后能迅速找到责任人。除了多部门协同，相关平台也应积极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的“一键投诉”和高效的“投诉反馈”机制。
对于消费者自身，中国消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建议，应谨慎授权朋友圈或其他社交媒体出现的一些性格测试、合成照等“网红”小程序，切勿随意体验来路不明的互联网产品。“一旦发现信息被窃取，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权益。”
生态·健康
10 每8个婴幼儿就有1个过敏，怎么脱敏
春季天气转暖、万物复苏，然而，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有些人却苦不堪言。他们对于季节变化的感知非常强烈，甚至害怕春天到来，他们就是易过敏人群。皮炎、鼻炎、咽炎……一系列过敏病症虽然听上去没那么严重，但却极大影响着患者的睡眠、饮食和正常工作，让患者没有生活质量可言。
其实除了春季，每个季节都有高发的过敏性疾病。国内外多项调查显示，目前过敏人群数量正在持续增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2016年中国大陆0至24月龄婴幼儿过敏性疾病总患病率为12.3%，相当于每8个婴幼儿就有1个过敏。过敏人群缘何日益扩大？当前国内对过敏性疾病的防控、诊疗水平如何？又存在哪些亟须重视的问题？
发病人群低龄化
半月谈记者近日在北京、杭州、沈阳等多地走访发现，随着春季花粉、杨絮弥漫，戴口罩出行的老百姓数量增多，各大医院的呼吸科、皮肤科病人爆满。患者陈为华说，他对杨絮特别敏感，“鼻炎犯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做什么都无法集中精力”。
据世界变态反应组织统计，近30年间，全球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至少增加了3倍。目前全球总患病率已达22%，预计在20年后，工业化国家50%的人口将患上过敏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把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需重点研究和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
据了解，过敏性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哮喘、结膜炎、湿疹、食物过敏、药物过敏等。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张翊玲表示，过敏性疾病在儿童，特别是婴幼儿群体中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低龄化倾向明显。
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儿科过敏门诊主任谭春迎提出，近年来患病率激增主要与环境因素有关。室内外空气污染、烟草烟雾暴露的环境增多，导致人们户外运动减少、呼吸新鲜空气几率降低，加之食品添加剂增多、儿童肥胖率增加、剖宫产率居高、母乳喂养率低等问题，都会使过敏率增加。
浙医二院过敏变态反应科主任汪慧英表示，过敏性疾病还有遗传因素，如父母双方都非过敏人群，则孩子患过敏性疾病的概率是7%；若父母双方有一方患过敏性疾病，则孩子的患病率是14%；若双方都有则孩子的患病率会达到28%。代际蔓延也是发病率上升的原因所在。
防控诊治短板在哪儿
过敏性疾病涉及耳鼻喉、皮肤、胃肠道等多处器官，过敏反应学即变态反应学，属于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对医师要求高，而国内的培训教育严重不足，正因如此目前该学科的发展存在突出短板。
一是诊断偏差。受访专家提出，对于临床检测和实验室诊断，部分医生看到出现阳性结果，不结合临床症状就判断是过敏原因，经常过度诊断；也有忽视过敏抗体检测的复杂性，仅凭检测抗体为阴性便判定患者对某物不过敏，造成后续更严重的过敏反应。加之目前国内过敏源检测仪器市场混乱，也容易导致诊断偏差。
二是用药限制。专家表示，有近十种类似的过敏性疾病特异性免疫治疗药物没有纳入医保，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以2018年3月进入中国市场的奥马珠单抗为例，该药适用于大量激素都无法缓解的顽固性哮喘，属于特异性免疫治疗，临床效果较好，但3000多元一支的药价把许多病人“拒之门外”。
三是宣教薄弱。过敏性疾病多为慢性病，早期识别困难，人们普遍缺乏对过敏原理和危害的了解。沈阳安联妇婴医院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宫红梅说，有家长认为孩子长湿疹、腹泻都不是大问题，往往在网上简单咨询一下或者随便抹点药膏就算了，耽误了最佳干预期。
四是重视不足。不少医院皮肤科只有门诊，医生、医疗用房不足，难以收治严重过敏患者。部分受访皮肤科医生表示，由于受重视不足，医学毕业生更愿意进入内科、外科这样的科室，加之医疗美容类机构遍地开花，皮肤科医生被分流，导致医生紧俏，难以应对过敏群体数量增加的趋势。
亟需主动干预，规范专科设置
面对过敏疾控难题，专家建议将管理模式从此前的被动模式，即单纯回避过敏源，转变为主动管理模式，加快专科队伍建设和科室设置。
汪慧英建议，在管理部门的推动下，三级甲等医院应尽快设置过敏专科，相关疾病能在多学科的专业支撑下得到妥善诊治。在人才培养上，从医学院校教育、执业医师和专科医师制度等方面，适当倾斜培养适应过敏变态反应学科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使得学科能够朝规范化方向发展。
此外，有专家提出，虽然过敏性疾病没有极高致命性，但人群范围广、疾病根治难、患者生活质量受影响严重，可考虑将部分适应症广、疗效好的药品纳入医保目录。
民生·社会
11 部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调研（上篇）
贫困面貌改善，彻底摘帽有底气
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半月谈记者在多个省份深度贫困地区采访了解到，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积极落实中央精准扶贫要求，农村贫困人口显著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区域性整体贫困面貌得到改善。各级扶贫干部对脱贫工作充满成就感和自豪感，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日益增强，“拔根”“摘帽”既有底气更有信心。
“5年修了20年的路！”
革命老区贵州省赤水市丹霞地貌遍布，导致修路困难、成本高，路成为脱贫攻坚最大的短板。2014年起，年财政收入仅10亿元的赤水市在国家扶贫政策支持下下定决心修路。截至2018年底，共投入30多亿元资金新改建农村公路2800公里、硬化通村通组路2300公里。在此之前，赤水每年新改建和硬化农村道路不足200公里。赤水市委书记况顺航感叹：“精准扶贫5年修了过去20年的路！”
据当地扶贫干部测算，交通改善使赤水农民年人均节支增收1200元，还带动7万人从事红色旅游等新兴产业，近万人因此脱贫。2017年，赤水市顺利脱贫摘帽。
在其他深度贫困地区，路、电、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扎实推进。西藏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陆华东介绍，西藏近年来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3470个，541个乡镇2084个行政村通了公路，累计改造农村电网4696公里，新修农村电网2万公里，解决了541个行政村通电问题。
除了打牢“硬基础”，各地还积极通过配齐配强人力、探索脱贫机制等举措夯实脱贫攻坚“软实力”。
南疆四地州是新疆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当地结合本地实际，探索设计区域精准脱贫路径，采取驻村干部关心关爱、纺织服装产业带动就业、电商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大病专项救治等措施多管齐下，确保脱贫攻坚之路走得稳、走得实。
感受增收“加速度”
在精准扶贫“组合拳”中，推动产业发展、促进有效就业是实现长效稳定脱贫的关键。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扶贫产业百花齐放，让贫困群众普遍感受到稳定增收的“加速度”。
在湖北十堰市竹溪县，邻近县城的村镇纷纷成立手工编制扶贫作坊。半月谈记者在水坪镇华杰编织扶贫作坊看到，十余名带着孩子的妇女正忙着用塑料珠编串汽车坐垫、靠垫。作坊负责人李海燕说，订单是广东公司发来的，销路不成问题。据了解，串好一个坐垫工资3元。农村留守妇女一天抽空就能串十几副，一个月下来人均可增收1000元，水坪镇已有200多名妇女加入扶贫作坊。
目前，十堰市已有445家企业（合作社）创办村级扶贫车间566个，带动周边数万群众办起扶贫作坊。十堰市扶贫办副主任李晖说，当地充分利用特色种植、养殖、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门槛低、好上手、强度低的特点，让贫困群众顾家挣钱两不误。
在地处秦巴山区的陕西佛坪县袁家庄街道办黄家湾村，魔芋种植大户范明侠积极探索以“合作社+农户”模式，带动当地群众发展魔芋产业增收脱贫。
2017年，范明侠拿出30多万元，为合作社90户贫困户购置魔芋种，发展魔芋250多亩并签订每斤2元的回收合同，还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帮助贫困户户均增收达1万余元。现在，社员们又成立了农业科技公司，围绕魔芋建起从良种繁育、种植到技术推广与销售的全产业链，实现了稳定增收。
思路更丰富，信心更充足
新疆巴楚县阿纳库勒乡果勒买里村第一书记、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刘毅说：“我56岁了，原本可以告老回家，但看到村里的合作社办得红红火火，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舍不得离开。下一步我们要围绕乡村振兴，利用村里的湿地资源，发展民俗旅游，让群众在青山绿水中增收致富。”
“流转了80多亩土地种烟叶，一年已经赚了18万元。”湖北省房县门古寺镇项家河村贫困户刘忠秉18岁外出务工，嗜酒爱玩的他，2014年身无分文回到老家。2015年，在扶贫干部的鼓励下，他申请小额贷款，流转承包村里土地种植烟叶，不仅摘掉了贫困户帽子，还带动着20多户乡亲一起脱了贫。
“现在不胡搞了，醉生梦死哪有踏实生活好，下一步我准备带着乡亲们试种紫薯、甜玉米，让大家的腰包更鼓。”刘忠秉说。
随着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和市场日趋活跃，各级干部和群众在脱贫道路探索中思想更加解放、思路更加开阔。在湖北房县、竹溪等地，大家认识到原来被当作杂草的艾蒿、绞股蓝等其实是宝贵中药，纷纷种起这些脱贫“香饽饽”。
竹溪县中峰镇鹰咀石村村民杨本树2013年注册合作社，种植加工绞股蓝，目前已吸引了中峰镇82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实现户均年纯收入7000多元。
扔掉用了半辈子、细菌跳蚤滋生的毡毯，换上光洁易打扫的地板砖；推倒又臭又脏的旱厕，建起卫生干净的冲水厕所；不再蹲墙根咬耳朵说是非，干完活跳起健身操广场舞……随着生产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深度贫困地区不少农村移风易俗，陋习渐渐消失，贫困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发生转变。
新迁入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古荣乡嘎冲村的贫困户旦增说：“党和政府帮助我家告别漏风挨冻的土房子，住进80平米新民居，不但有卫生间，还有独立厨房和仓库。这才是好生活，我要争取早日脱贫，过上更舒服的日子。”
12 部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调研（下篇）
高质量脱贫仍存六大风险苗头
在啃硬骨头计日程功、打漂亮仗捷报频传的脱贫攻坚决战阶段，要确保高质量脱贫落到生活实处、落到群众心里，也需要正视仍然存在的风险苗头。直面问题，才能拿出管用的化解之策。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地区仍存在“政府埋单、群众不买账”“重物质脱贫、轻社会建设”等六大风险苗头，需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加以重视。
——政府埋单、群众不买账，降低群众扶贫认可度。
“政府安的水龙头”“你们（政府）的瓦片坏了”……半月谈记者走访滇黔桂石漠化山区某村寨发现，这个当地4年前花费700余万元打造的寨子，由于新房屋顶掉瓦较多、水龙头不出水、街巷路灯不亮等问题持续存在，村民啧有烦言。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由于基层政府未能与村民妥善沟通，群众普遍存在“修房修路只是公家折腾”的心理，居住在山脊上的70多户村民宁愿到六七百米远的地方挑水吃或三五户集资打井抽水吃，也不愿意交3元/吨的水费，政府花钱兴修的安全饮水设施成为摆设。
此外，也有村民表示，政府对钱是否花在刀刃上考虑不足，公共工程也不乏质量问题。如2015年新房盖瓦时，他们就反映过新瓦质量不好，与当地旧瓦相比，一片瓦轻半斤，大风一吹就掉，但政府没理会。
——小马拉大车，政策兜底过多，谋划过于理想化，给地方政府带来额外压力。
为尽快脱贫、减少返贫，一些地区出台提高贫困户看病报销比例（有些地方甚至达到100%报销）等不切实际的健康扶贫政策，因此出现患者宁愿住院不愿门诊就医的“小病大养”问题，部分县市医保基金面临透支风险。以中部某市为例，该市出台贫困户年自负医疗费用不超过5000元的保障政策，一些住院患者因此长期不出院，将医疗机构当作养老院、福利院。
另一方面，以发钱方式“兜底”仍是部分深度贫困地区选择的重要扶贫措施。西北地区某贫困村第一书记助理告诉半月谈记者，由于产业扶贫培育时间较长、短期不易见效，自己所在的村庄对贫困户的现金帮扶占比高达45%。他担心，一旦政府“断奶”，这些脱贫群体返贫风险大。
为解决当地贫困劳动力就业问题，前年西部某县花400万元扶贫资金建设了一座扶贫培训中心，运行近一年来只解决了108人就业，其中相当比例还是无需培训的短期就业。
半月谈记者在一份就业岗位派遣名单上看到，十几名村民都是被派去临时养牛。由于用工需求不多，培训业务少，400平方米的中心平日门可罗雀，培训教室里摆放的4台缝纫机看起来基本没怎么用过。记者来采访时，几名工作人员都在自顾自玩着手机，对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群众就职去向等情况一问三不知。
——部分地区倡导“党员先富”影响基层组织威信。
为让党员发挥先富带动作用，一些地区优先将扶贫资源和机会给予党员或村干部，其他村民因不能同等享受发展机会，意见较大。半月谈记者在部分贫困村了解到，有人利用自己是党员且担任村支书机会，优先获得政府80万元资金，用以种植水果172亩，一年收入30万元。其他村民根本没有渠道获得这样的扶持，连“万元户”都当不上，有人惆怅不已，有人甚至因妒生恨。
部分基层扶贫干部坦言，在未建立严格约束机制和合理分配机制的情况下，一些扶贫项目优先给党员发展，确实容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甚至离间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的关系，削弱党组织在农村的威信。
——重物质脱贫，轻社会建设。
一些自认为够格当贫困户却没当成的村民阻扰破坏扶贫项目实施；一些村寨贫困户与非贫困户难以共处甚至互相敌视；部分受帮扶群众等靠要思想滋长；靠打工脱贫的深度贫困村，村寨“三留守”问题突出，年迈的留守老人无人照顾，生活艰辛……随着扶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各地正加快补齐深度贫困地区“水电路讯房产业”等短板，与此同时，不少村庄内生发展能力的培植还有待引起重视。
从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照顾到村庄公益事业共建共管，扶贫事业的社会建设维度不应遭到忽视。可持续脱贫亟需以实招加强基层社会建设，通过提升农民改善生活的内生动力及互助合作水平，为稳住脱贫成效乃至谋求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扶贫“一头热一头冷”，影响脱贫成效。
受急躁化决策等因素影响，一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出现“一头热，一头冷”情况：上层政策不可谓不热心，群众反应却颇为冷淡。以西南某深度贫困村为例，2016年，该村被确定为易地扶贫搬迁村，全村508户2335名村民需整体跨地区搬迁至180公里远的其他县城，但相当一部分村民近年来通过外出务工，已在老家修建了两三层房屋，村寨水电路讯通畅不成问题，生活成本也较低，就地发展有前景，村民依靠外出务工脱贫也有条件。因此，大部分村民不愿意搬家，愿意搬出的，也不想拆掉旧房。
据当地村干部介绍，经过反复动员，目前他们村才搬迁了186户，其中不少还是半搬迁户（子女先搬到县城，父母依旧住在老家），而这186户村民搬入县城普遍感觉工作少、工资低，就地务工难以维持一家人生计，大部分还是选择去了沿海打工。“如果要‘一刀切’拆旧房，已经搬出去的50%以上群众将把钥匙丢还政府，重新回老家生活。”村干部说，不顾基层实际情况的拍脑袋决策只能是“一根弹簧插到底”，压得再实也会反弹，受累的还是基层干部。
——资金投入大手笔却没有下足绣花功夫，甚至产生“浪费式扶贫”。
近年来，在政府及社会力量帮扶下，各地贫困村因地制宜发展村集体经济，不少村每年可有3万至5万元甚至更多的经济收入。而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及村组干部入股发展过程中，不少地区因缺乏规范化的管理和科学的贡献评定机制，村组干部面临廉政风险和村民的信任危机。
某贫困县纪委书记表示，去年以来，他们处分了十余名农村党员干部，处分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存在私分挪用浪费村集体资金等情况，有些直接将村集体经济变成“家族合作社”或个人的“提款机”。
另一方面，国家与地方在扶贫事业上投入大量资金，一些地方获得资金后，为花钱而花钱，不惜反复折腾、大水漫灌，产生“浪费式扶贫”。以西北地区某贫困村为例，2017年该村投入五六十万元建设了一个人饮工程，项目还没完成审计验收，去年县里又拨来一百多万元改造资金限期用完，村里就将项目返工扩建。
当地乡镇干部介绍，去年他们乡镇4个村共获得了270多万元农村安全饮水提升项目资金，实际只要130万元左右就能高质量解决问题。此外，一些地方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要求各村大搞栽花种树、配建运动器械，却缺乏细致规划评估。由于筹划不当，部分村栽的花和树不适合当地生长，不久即以枯死收场，运动器械也损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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