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24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改革开放再出发，基层跑起来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与人民群众的汗水和智慧、基层的创造和书写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
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基层干部群众居功至伟。改革开放之初，安徽小岗村村干部和村民一起探索集体土地承包到户，解放农村生产力；大量内地贫苦群众不断赴港谋生，倒逼沿海开放；广东东莞的干部群众大胆尝试来料加工贸易，播下“世界工厂”的第一粒种子；石家庄造纸厂职工马胜利率先提出国企承包经营，让习惯“大锅饭”的国有企业面貌一新……
40年来，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诞生，最终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对外开放从沿海经济特区起步，目前已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发端于浙江基层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已成为近年来全国推广的一项重大经验。
40年来，基层改革试点先行与全面推进相促进。当年，“温州经验”“苏南经验”争奇斗艳，承包、松绑、放权等改革模式同场竞技。如今，重庆“地票”制度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上海自贸试验区探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各项改革的星火开始燎原……
可以说，正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以无比巨大的热情投入改革，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参与改革，以一往无前的勇气探路改革，才令改革开放的大潮澎湃不息，蔚为壮观，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成就。
进入新时代，基层热情参与、主动作为愈加成为推动改革深化落地的重要动力。三大攻坚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一项项重大战略、改革部署，不是有了顶层设计就能够自己落地的，它们都需要各地干部群众结合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完善，才能最终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不容忽视的是，经过40年改革“中长跑”，基层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基层少数人患上“改革疲劳症”，认为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现在可以“缓口气”“歇歇脚”了；二是改革“中梗阻”“烂尾”以及“上头热下面冷”等现象比较突出，少数地方和部门落实改革顶层设计照本宣科，既没有回应群众期待，也没有从实际出发；三是基层改革畏难情绪、精神懈怠弊病在一定范围蔓延。
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接连出招。从年初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要“使基层有人有权有物”，到5月《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释放出促进干部积极作为、奋进奋发的强烈信号，再到10月《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剑指基层受困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任务应接不暇，压力不堪重负的痼疾……都是要让基层放开手脚干事业，心无旁骛闯改革。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对改革要求更多获得感、期待更多幸福感，这要求进一步打破束缚基层活力和创造力的种种障碍，让基层全面动起来，跑起来。
要让基层跑起来，必须在改革动力上再激活。回顾40年，改革开放旗帜之所以始终高高飘扬，关键得益于基层求新求变的强大意愿以及敢闯敢试的探索精神。改革再扬帆，也必须尊重基层干部群众在改革进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只有尊重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才能充分激发蕴藏在他们当中的创造伟力。
要让基层跑起来，必须在体制机制上再创新。要为基层赋权赋能，让冲在改革一线的人能够调配更多资源，鼓励他们在坚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的基础上大胆试、大胆闯。要营造鼓励担当作为、崇尚苦干实干的良好环境，严格落实好中央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相关要求，构建科学的鼓励创新、容错纠错机制，不断激发和呵护基层积极性和主动性，保护有冲劲、有闯劲的基层干部。
要让基层跑起来，必须在改革部署上再发力。改革进行到现在，还没改的都是“硬骨头”。近年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已经对今后一个阶段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科学全面的决策部署，但应该注意到基层仍然存在不少呼吁完善顶层设计的声音。顶层设计还须不断聚焦基层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回应基层关切，顺应群众期待，助力基层更好地将改革进行到底。
半月讲解
2 面对复杂环境，中国经济走势如何？
2018年中国经济总体向好，稳中有进。同时，国内外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经济稳中有变，2019年中国需要抓住机遇，积极应对。
宏观指标显示经济总体向好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总体较好，预计可以顺利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率，第一季度为6.8%，第二季度为6.7%，第三季度为6.5%，全年预计在6.7%左右。在2017年中国GDP已经超过80万亿元的情况下，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实属不易，6.5%左右的增速属于正常水平。
2018年，全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保持稳定。1～11月，CPI同比上涨2.1%。2018年多数月份CPI同比上涨均在2%左右。一般认为，3%之内的涨幅就属于稳定的价格水平。
2018年，就业也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上。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均下降0.1个百分点。1～11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293万人，同比增加13万人。
在国内外较为复杂的经济环境中，2018年1～11月，中国进出口总额278777亿元，同比增长11.1%。按美元计值，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逆差128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625亿美元。2018年11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617亿美元，较10月末上升86亿美元。人民币汇率稳定有着扎实的基础。
财政收入也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基础扎实。1～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333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税收收入149001亿元，同比增长9.5%；非税收入23332亿元，同比下降9.1%。税收收入增长，非税收入下降，表明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提升。
需要看到，这些成绩是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取得的。透过全球看中国，可以增加信心。
经济何以能稳？
在复杂环境之下，中国经济何以能够平稳运行？这与中央采取的经济工作方针密不可分。2018年，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为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没有稳定的经济增长，中国的许多大事没有解决的基础。但中国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需要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创新驱动的增长。落实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要求都是为此，牺牲一定经济增速也是为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时俱进，去杠杆与稳杠杆有机结合，适应了经济的客观要求。地方债风险防范注意“开前门”与“堵后门”的协调配合。“开前门”可以更好地满足地方对债务资金的需求，“堵后门”则以防范地方债风险为主。
地方债风险与金融风险关系密切。地方债有许多是依托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融资平台的风险会直接表现为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从根本上看，又会转化为财政风险，严重者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因此不可掉以轻心。从总体上看，2018年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都得到了有效防范。
挑战如何应对？
虽然2018年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在合理区间，但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忧，2019年面临的挑战不小。对此，如何应对？
2019年，中国需要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只是距离高水平的市场经济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需要进一步引入外资，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需要继续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为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提供条件。
2019年，中国需要选择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从当前的形势看，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提防可能风险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扩张度；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避免货币紧缩急刹车带来的风险；要坚持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六稳”，提振市场信心。
国际经济环境可能给中国改革开放、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不能掉以轻心，但这只是经济全球化的插曲，要把握住发展大势，把握住促进国际合作的机会。各国之间的精诚合作，最终将造福各国人民。我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会越来越好。
半月调查
3 乱规划、被规划：乡村振兴遭规划乱象“绊腿”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但在一些农村，目前仍存在规划缺失缺位、规划随意变更、规划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等乱象。缺乏科学有效的乡村规划，正在一些地方让乡村振兴遭遇“绊腿”。
规划“缺位”“错位”“善变”
“这里要修路，那里要绿化，市里不同的部门都来指导。不同的部门领导要求不一样，去年规划建设的动物园，今年就要拆了建棚。”东部某省一个村的村民向半月谈记者吐苦水。
该村的经历并非个案。记者了解到，尽管规划为先的理念被基层广泛接受，但在“谁来规划”上的分歧，导致一些乡村有上级“大规划”，无基层“小规划”，多部门项目规划，少地区全域规划，规划“缺位”“错位”“善变”屡屡出现。
在福建省泉州市前黄镇古县村，一段3公里长的小溪在6年时间里修了4次堤岸。有趣的是每次修的标准都不一样，于是形成了四段不同风格的岸边风景：有的栽树和灌木，有的用石头堆砌，有的保持乡土风貌，有的建起石护栏。
“都数不清以前做了多少规划方案，办公室都堆不下了。一个领导上来一个方案，还有规划没做出来就流产了。”调研过程中，有基层工作人员如是说。
规划“随意”不仅体现在“善变”的动物园和河堤上，还有缺位、失位的问题。长沙市委党校政治学与领导科学教研部副教授徐良根对该市到党校参加美丽乡村建设专题培训的村支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2.6％已申报并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村未制定规划。此外，62.6％的村支书表示虽然有规划，但谈不上科学与完善——内容笼统粗糙，不具备可操作性；片面强调村容整治，忽视产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
施工队拿着图纸没法施工
有的乡村规划由一些初衷很好但不切实际的上级政策统一设计，造成与基层需求严重脱节的“两张皮”现象。
半月谈记者曾在中部某县的一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点看到，数十栋10多层高的住宅楼整齐排列，小区空空荡荡，墙边多杂草，垃圾随风飘，周围是农田和普通农房……三四年前，当地大范围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投入大笔资金，最终不少“烂尾”，有的建成后，由于农民在社区内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而闲置。
“楼房盖得快，招商和项目没跟上，导致农民住进楼房没活干，难以实现当初的美好愿望。”当地一名基层干部坦言。
基层干部群众反映，乡村规划本应成为发展的“指南针”，但在一些地方由于没有充分尊重农村实际需求，成了浪费资源、增加负担的“绊脚石”。
由于与实际需要脱节，大学生黎雨老家的莲花白蔬菜产业扶贫规划去年以失败告终。“村民表示当初开产业扶贫村民大会的时候，只是在形式上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不充分考虑村民对产业扶贫的意见和建议。”该学生在回乡手记中写道。
东部一个山区村曾想发展旅游业，花40万元请规划公司。结果该公司规划图纸的标高和实际情况不一样，施工队拿着图纸根本没法施工。后来才知道是拿别地方的图纸套来用。
福建农林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朱朝枝说，现在做乡村规划的多是城市规划设计公司，它们容易忽略乡村规划用途和受众多样性，往往产生“破坏性建设”。“现在的一些乡村规划，村民、村干部看不懂，被坑了也不知道。”
过好“规划主体关”“科学合理关”
针对乡村规划乱象，专家认为首先要过好“规划主体关”。项目和资金需要通过规划去整合，应进一步理顺规划体系。基层建议，继续推进县（市）政府组织领导、相关部门参与、专项建设项目统筹的“多规合一”规划编制机制，避免碎片化。
湖南省政府参事段建南说，应建立分层次、多级别的乡村规划层级体系，采取上下结合，相互衔接的技术路线，建立“研究-磋商-讨论-决策”模式。
规划编制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让村民广泛参与。“规划应让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维护好、发展好、支持好农民群众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地位。”云南乡村规划建设联盟主席刘志安说。
同时要过好“科学合理关”。专家表示，要立足本地，摆脱乡村规划中的城市思维惯性，亟须培育一批懂农村的专业乡村规划设计人才，充实县乡村多级规划队伍，以满足不同乡村的不同规划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东南实训基地秘书长缪光华建议，高校开设乡村规划设计专业，并在有关专业展开相关培训，加快人才培养。同时，鼓励一批具有乡村规划能力的公司发展，对进行乡村规划的公司设定资质门槛。
半月世界
4 40年，中国与世界共振
“对今天中国的变化，我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40年。这40年，中国进行了“最有勇气的制度实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展奇迹”；这40年，中国人民不但实现了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更在精神上走向主动愈加自信；这40年，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无数海外人士及媒体惊叹于中国的成就，纷纷在朋友圈里为中国点赞。
中国书写了奇迹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大学东方学院学者安里·沙拉波夫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快速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强，中国民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西班牙圣巴勃罗大学教授、外贸专家恩里克·凡胡尔撰写题为《中国，史上最大经济革命40年》的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开启了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一场经济革命，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生活水平提升。
俄罗斯《劳动报》发表题为《40年来中国如何改变》的文章指出，曾经饱受破坏和混乱之苦的中国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要归功于思想和经济领域的开放，40年来，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和其他社会关系领域，中国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毛里西奥·桑托罗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发展进程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政策和行动，中国以这种方式取得经济迅速增长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以贸易和投资为两翼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成为推进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推动开放合作，中国可以贡献更多
40年改革开放，书写了中国发展的壮丽篇章，密切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未来，中国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海外人士和媒体认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经济全球化，是大国担当的体现，将为世界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机构顾问巴塔查吉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新举措彰显了中国捍卫多边贸易、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决心。
阿根廷《二十一世纪美洲》杂志主编路易斯·毕尔巴鄂说，当前国际贸易壁垒不断增加、保护主义呈现抬头趋势，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合作共赢的有力推动者，还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多贡献。
卡塔尔《东方报》资深记者塔克卡马哈雷·努沙德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不仅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还为这些国家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活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
欧洲学院中欧研究中心主任门静说，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中国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强调在国际合作中要与其他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哨响人到：城市精细治理的首都首创
横向部门合力不足，“五指分散不成拳”；纵向基层力量不强，治理重心偏高，“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管理执法衔接不紧，都管又都不管，“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长期以来，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街道乡镇面临着有责无权、有心无力的困境，无法适应精细化管理、现代化治理的更高要求。为此，北京市以党建引领，实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赋予街道乡镇更多自主权，解决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哨声始响平谷
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有处金矿，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北方万两黄金县”。2001年起北京市政府要求矿产资源全面禁采后，平谷区全面封堵了矿洞，但金矿盗采从未停止过。
平谷区金海湖镇镇长徐春刚说，抓住盗采人员后只能进行物品清缴，且没有后续执法，违法者被放后重操旧业，当地陷入屡打屡盗的恶性循环。
“我们也搞过联合执法，但往往联而不合，真的是‘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叫腰腿不来，叫腿腰不来’。”金海湖镇党委书记韩小波表示。
平谷区政府法制办主任张玉娟向半月谈记者介绍，2017年区内乡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权仅有6项，街道行政处罚权2项，而仅在盗采砂石方面，各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权就达百余项，执法领域“条强块弱”“条专块难统”的弊端极为突出。
为破解难题，金海湖镇在金海湖库区率先吹响哨声。2017年1月17日，平谷区委、区政府在金海湖镇成立了“双安双打”（全力确保安全生产、全力确保安全稳定，打击金矿及砂石盗采、打击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临时党支部和指挥部，要求16个区级职能部门下沉到乡镇，赋予乡镇绝对领导权、指挥权和考核权。
韩小波告诉半月谈记者，联合工作中各部门形成了系统精准的执法链，即：乡镇吹哨，执法部门必须在30分钟内到达指定点位进行执法，一次一考核。
“双安双打”专项行动取得良好效果。行动结束后，平谷区委、区政府认真总结提炼出了“乡镇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提出乡镇吹哨，部门必须报到；部门要求，乡镇必须落实；一门主责，其他必须配合的工作要求。
哨声越吹越响
2017年9月，北京市委决定，将平谷区及其他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做法总结提升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作为2018年全市“一号改革课题”，并在16个区169个街乡进行试点。
2018年1月，十二届北京市委深改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党建引领街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加强党对街乡工作的领导、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等14项重要举措。由此，北京市各区哨声齐响。
丰台区太平桥街道马连道欣园东路曾有一处违法建设，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上下两层，108个房间，租住了近300人，安全隐患十分突出。
“这处违法建设正好‘骑’在西城、丰台两区的交界线上，治理难度大。”太平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蒋天策向半月谈记者介绍，“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工作启动后，太平桥街与西城区广外街道沟通，吹响“跨区联合哨”，两区有关部门和执法力量共同报到，合力拆除了这处违法建设。
走进东城区东四街道东四四条胡同，半月谈记者发现，原来纷繁杂乱的电线不见了踪迹，胡同整洁了很多。东四街道党工委书记荀连忠告诉半月谈记者，这是东四街道主动联系区城管委，由区城管委协调供电公司等相关单位，现场吹哨，现场办公，进行梳理清理的成果。
“这条胡同的紧里头，有一间公共厕所，有时候积水没过膝盖!”西城区广内街道核桃园社区党委书记袁云清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以前一遇到积水，社区就向街道反映，街道却只能请来排水集团用抽水泵应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实施后，“街道可比以前硬气多了。由城建科牵头，把市政排水集团、区城管委等多家相关部门召集在一起，共同协商解决百姓家门口的困难。”
市民的诉求就是哨声，对于群众的难事、烦心事，要第一时间响应。在采访中，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街乡吹哨”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开展综合执法要吹哨；二是抓重点工作可以吹哨；三是应急处置必须及时吹哨。
哨声越吹越好
“以前有事情不知道找谁，现在跟街巷长一说就解决了。”西城区达智桥胡同居民韩宝森对半月谈记者说，“街巷长已经成为我们这儿的名人了。”韩宝森口中的“街巷长”是西城区广内街道办事处办公室主任高波。2017年4月，西城区1402名街巷长正式“走马上任”，高波就是其中之一。现在，高波每周都到胡同巡查，随时吹哨，精、准、快地把发现的问题消灭于萌芽状态。
与此类似，东城区建立了社区专员队伍。“社区专员就是百姓的通讯员，是社区难题的吹哨者。”东城区东四街道二条社区专员高洋告诉半月谈记者，社区专员每天工作在社区，行走在大街小巷，可以随时收集社情民意，做好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
除了队伍建设，搭建有效的协同平台是关乎能否吹好哨的要素之一。如石景山区取消区市政市容委成立区城管工委，对城管系统各职能部门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同时，在各街道成立社会治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抽调公安、工商、环保等8个部门业务骨干常驻，街道党工委行使管理权、考核权和任免建议权。
“一个部门单打独斗解决不了问题，党员干部坐在屋里也发现不了问题。”石景山区城管工委常务副书记高慧儒表示，职能部门向一线报到后，干部从被动坐等转为主动到社区街巷中面对面解决问题，干部作风更加务实了。“截至今年10月，群众投诉举报率下降了20%。”
太平桥街道则整合地区监控摄像头、移动车载巡逻车、智能手机APP等10种问题发现渠道。截至目前累计向职能部门吹哨159次，解决各类问题和诉求5131个。
随着一系列有效的配套机制不断完善，各街乡哨声越吹越熟，越吹越好。昌平区回龙观镇龙泽苑社区的居民岳青莲等纷纷向半月谈记者表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施行后，群众的难事解决了不少，遇到事也好办了。“形式挺好，我们很欢迎。”
6 来访变“微访”，常乐更安乐
这家种了棵桂花树，把那家的房子挡了。那家一气之下，在这家门口搭了个鸡窝，让这家十分别扭。两家越吵矛盾越大，最后闹到了镇政府。
在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这类起于“鸡毛蒜皮”的矛盾，成为这些年来信访问题的主要来源，导致这个镇信访总量、12345政府服务热线诉求件数居高不下。
“这类问题如果介入得及时，其实并不难处理。”现年68岁的陈洪杰说。他曾是常乐镇一个村的书记，退休后一直参与镇上的调处工作，是“杨大姐工作室”两名负责人之一。
陈洪杰和另外一名曾在镇上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一起，在退休之后撑起了这个工作室，作为化解基层矛盾的一个重要阵地。他让来访的群众带着去现场，一边看一边调解。不到两天工夫，那家拆了鸡窝，这家挖了桂花树，闹了几个星期的矛盾化解了。
无处不在的“减压阀”
“杨大姐工作室”只是一个节点，常乐镇党委政府建立的矛盾化解网络还有更广阔的布局。在镇政法综治中心记者看到，群众信访中心变成了“百姓之家”，“杨大姐工作室”就在其中。
在镇以下村居社区，还设立由2～3名退休老支书轮班的“支书达理·以理说理工作室”。这些工作室的工作很小也很细致，有时候老百姓急赤白脸地闹到这里来，进了门工作人员一声问候、一杯茶水、一次长谈、一句祝福，就把怒气、怨气化解了一大半。
常乐镇党委书记顾闯说，这些机制的建立让老百姓感觉不再受冷落，让很多信访问题第一时间解决在基层、解决在镇内，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难事不出镇”，成为了辖区和谐稳定的“减压阀”。
因通江达海，南通海门素有“江海门户”之称，常乐镇则是海门地理中心，也是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先生的故里。这个全国知名的经济强镇，只有7万多人，地区生产总值却超过70亿元。
这些年，当地党委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只搞管理不搞治理，只抓经济工作不抓群众工作，到头来发展的成果会失色，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无法提高。做群众工作，解决人的问题，已经成为基层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微访”工作机制
顾闯说，常乐镇坚持把“抓稳定、促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探索新时期乡村有效治理新路径，着力构建“三微访”工作机制，以推动党委政府服务下沉和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常乐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说，所谓“三微访”，就是构建“微信访”机制做到常态接访，构建“微距访”机制实现和谐化访，构建“微服访”机制实现真情走访。
如果说，像“杨大姐工作室”这样在老百姓身边的矛盾化解网络是拉近政府和老百姓距离的“微距访”，那么依靠网络收集民情民意，在网上解决问题的机制就是“微信访”，而党员干部下网格的“走帮服”，就是“微服访”。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涉及土地权属争议、户口迁进迁出等问题，群众的疑问矛盾很多。常乐镇在推进过程中，启用了“微信访”平台。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将当地多个平台载体统合起来，建立网上信访代理工作点，作为群众反映诉求的地方，政府也可在此发布重要信息。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规定、相关诉求和问题，有专人在“微信访”平台发布和答复，使这项改革顺利推开。不仅如此，“微信访”还助常乐镇实现了来访量减少、网上信访上升、信访程序好转的效果。
解决的是小问题，办成的是大事
化解矛盾，不仅要把老百姓的问题收上来，更要让干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为此，常乐镇安排130多名机关干部进村组网格，规定每名干部每月必须走访联系5户村民、10名群众，每人办一件实事或解一桩积案，使许多矛盾纠纷在初发和未发阶段得到有效调处。
干部下访也有“门道”，去得不巧门都进不了。常乐镇的干部们商量，干脆搞“民情夜访”，根据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特点，干部们采取夜访的形式，摸民情、听民声、解民怨，更好更快地解决实际问题。
顾闯说，常乐镇党员干部的“微服访”，访出了作风转变，访出了鱼水关系，访出了和谐局面。去年以来，共走访群众户数达12607户，帮助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和群众烦心事456件。
把化解群众矛盾的工作机制总结为“三微访”，让常乐镇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感觉很贴切。他们说，虽然是“微访”，但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利用的是小空间，花的是小成本，解决的是小问题，办成的却是顺民心、畅民意的大事。
教育改革进行时
7 当名校学会分身术 杭州西湖区“名校集团化”之路
让孩子上名校，几乎是所有家长的梦想。但怎么把优质教育资源送进每一个孩子的童年，确实是教育部门最为难的问题之一。如果名校像孙悟空一样会分身多好!杭州市西湖区真就这么去尝试了，他们的招数叫：“名校集团化”。
名校成为“孵化器”
“名校+”的“1.0模式”，始自求是小学，这是西湖区探索连锁办学的“东风第一枝”。以“名校+新校”的办学模式，求是小学带起了竞舟小学、星洲小学。其后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于2002年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
求是教育集团如今共有学校6所，老师约350名，学生约5800名。其中两所已经实现相对独立管理，并作为新母体输出优质资源在区域内产生辐射效应。
求是的名声越来越响，有人提出：“名校集团化做得这么好，能否去更偏远的农村带带乡村学校？”
顺应需求，2011年西湖区教育局推出“名校+”2.0版——打造城乡紧密型教育共同体，把名校和乡村学校联合在一起。首批组建杭十三中教育集团-周浦中学、学军小学-转塘小学等紧密型教育共同体4个。从育人理念、教育方式到校园文化，名校对乡村学校的浸润式改造是全方位的。
2017年，“名校+”模式再度升级到“3.0”，迈进全域优质新时代。“+新校”“+普校”多型共生、名校联盟带动多校共融，集团下属学校成为了集团化办学的“新母舰”，组建起新的共同体。当年名校孵化的新优质学校，如求是竞舟、嘉绿苑小学等，都陆续从原来的名校母体中独立，开始带领新校。
19年三次升级，“名校+”在西湖之畔成风。“2019年西湖区将开办的10所新学校均已找到领路的名校。”西湖区教育局局长马冬娟说。
办一所、优一所、强一所
创办于2001年的嘉绿苑小学，曾是文三教育集团的一个下属校区。2015年，它从集团分离出来，成为一所独立管理的学校；2017年它成为“新母体学校”，接管了三墩北地块的新建学校，开始发挥名校示范引领作用。
从“子体学校”到“独立学校”到“新母体学校”，嘉绿苑小学校长郑祖耀说：“伴随着学校的成长，教师的舞台更大了、积极性更高了，全校师生的自信心更强了。这是学校、教师、学生三方共同成长的历程。”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西湖区实施连锁办学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有25所，涵盖了67个校（园）区，有效拓展了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覆盖率提高到了95.4%，受益学生达到全区中小学学生数的97%。
对老百姓来说，名校集团化带来的最显著好处，就是孩子就近享受优质义务教育，入学机会更加均等。
根据统计，随着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西湖区农村薄弱学校的生源流失率大大降低。首批4所受援学校的2012年计划生源中，外出报考民办学校的比例较前一年下降了10%，两年后下降至2.3%。2013年至2016年西湖区义务教育巩固率均为100%，全面实现了“零择校”目标。
名校集团化，还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题有了破解之策。2014年西湖区义务教育段学校在读外来人员随迁子女22766名，符合就读条件的外来务工子女入学率达100%。
“在名校带弱校的过程中，弱势学并非只是‘吸收’的一方，也可以为优势学校发展提供启发性经验。我们更强调薄弱学校在名校的影响下，缩短成长期，找到有自身特色的改良道路。”马冬娟说。
平衡“量”与“质”
名校集团化如何可持续发展？西湖区教育局的两件法宝是：培优，整体素质“提”上来；交流，优质资源“动”起来。
——建立健全覆盖全员的校长和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制度。西湖区以教师工资总额的3%保障教师培训经费，并逐年增加；出台教师培养政策22项；实施“一揽子工程”，关注全体教师发展，整体培养教师队伍。
——出台区域内校长和教师定期流动制度。借力组织调配、名师培养等途径，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健全城区骨干教师到农村支教和农村优秀教师到城区挂职制度。以2015年为例，全区交流395人，占义务教育段教师总数的10.2%。同时，规定城区中小学新任校长须有农村学校或相对薄弱学校工作经历。
当然，一所名校不可能无限扩大校区。怎样才能在规模扩展中让名校之“名”不褪色，优质教育资源“可再生”，是名校集团化发展的难点和重点所在。
马冬娟认为，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优质教育资源会经历一个相对“稀释”到重新“浓缩”的过程，这就需要学校组织管理能力和效率的协调提升，找到量与质的最佳平衡点。
时政·财经
8 禁令来了，扶贫产业人情风可休矣
针对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在扶贫产业中存在“人情送礼”的行为，《半月谈》第20期策划了来自基层一线的调研报道《越穷越送：扶贫产业也刮“人情风”》，激起强烈舆论反响。半月谈微信公众号转发稿件后，不少扶贫干部纷纷留言“吐槽”，“扶贫产业也刮人情风”更一度成为热搜话题，众多主流媒体不断跟进相关报道，二次传播影响不断扩大叠加。
一瓜一果虽小，但“人情送礼”却事关廉洁。稿件反映的问题在成为舆论焦点的同时，也迅速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2月初，国务院扶贫办印发通知，强调要充分认识产业扶贫中“人情送礼”行为的危害性，明确坚决制止产业扶贫中“人情送礼”行为。要求各地在组织扶贫观摩、调研等活动中不能摆放、不得赠送扶贫产品，参加活动的人员不品尝、不收受扶贫产品。
卸下“人情”重担，基层纷纷点赞
当前，各地的扶贫产业正给贫困地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一些“轻量化”的扶贫产业——瓜果茶叶等种植类产业和鸡鸭等养殖类产业中，有部分地方却以“人情”或者帮助扩大品牌的名义，向前来学习、考察、调研的人员赠送“扶贫特色产品”，而部分收礼者也以“礼物不多，还是土特产品，不用上纲上线”的心态“坦然笑纳”。
广东省公安厅派驻罗定市加益镇合江村帮扶工作队副队长罗荣华认为，国务院扶贫办这个文件很及时，是对地方发展扶贫产业的一种保障。
得知国务院扶贫办为保护贫困户利益专门出台文件，江苏省贫困户刘丙如表示：“中央对贫困户非常关怀，我们看了这个文件心里很暖。”
“文件出台，对以后扶贫领域此类问题的查处、警示教育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江苏省泗洪县纪委监委宣教室主任陆慧表示，此次国务院扶贫办文件中关注的产业扶贫“人情送礼”问题，表明中央对基层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
“这个文件会进一步促进基层扶贫工作健康发展，同时让扶贫干部和贫困户双方都能卸下‘人情’重担，将精力聚焦在脱贫致富的主业上。”江苏省灌云县纪委监委宣教室主任柳斌告诉半月谈记者，扶贫送礼问题，在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你送我也送。如今这个文件出台，正好可以打破这种惯例，树立廉政导向。
江苏省灌云县扶贫办副主任茆庆富表示，此次文件的出台对于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很有好处。“扶贫产业人情送礼，说到底还是有些人想借机多得到一些扶贫资源和考核奖励。文件出台后，大家就不会在这些歪门邪道上动脑筋，主要精力就会放到扶贫主业上来。”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国务院扶贫办出台的文件，有利于扶贫工作与党风廉政建设同步推进、同时部署，有利于扶贫工作形成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还可以为基层干部开展扶贫工作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促使其洁身自好。
文件落地难度不大，关键要有决心
不过，也有人担心，这样一份严格禁止扶贫领域人情送礼的文件在基层会不会碰壁？对此，受访的大多数基层干部都表示，文件落地难度不大，关键要有决心。
“就像禁酒令一样，刚开始不少人也不理解，认为做不到。但几年时间下来，基层执行得很好。而且，随着我国基层干部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党性教育的加强，大家的觉悟都提高很多。”柳斌说。
“严格执行文件精神，可以有效防止扶贫领域的微腐败，还扶贫产业朗朗清风。”一名从事扶贫工作3年的基层扶贫专干认为，文件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贫困户利益，想帮助他们早日脱贫，与扶贫干部的目标一致。纪委监委的严格监督，以及扶贫干部思想觉悟的明显提高，这些都是文件落实的良好基础。
茆庆富建议，要始终围绕保证老百姓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开展工作。首先，扶贫政策的集中宣传要搞好。其次，所有扶贫项目落实、收益分配都要公开，接受监督，保证实时可查。第三，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廉政教育，重点抓村一级，防止刮起扶贫项目、资金分配优亲厚友的不正之风，堵住人情送礼的歪风。最后，扶贫部门跟纪委部门要加强协作，强化扶贫领域廉政督查巡视巡察，及时发现问题，警示更多人。
“实践过程中，除加强专项治理之外，还得加强日常的监督和管理，对可能出现的违纪违规和不正之风问题实时监督，保证文件精神落到实处。”庄德水建议，一方面要继续推进作风建设，避免文件贯彻过程中出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另一方面，要对扶贫领域违纪违规问题，实行精准打击，曝光典型案例，形成震慑效应。
科技·文化
9 古调新声：汉调二黄的重生故事
汉调二黄是陕西第二大剧种，流行于陕南和陇东，因其形成于汉水流域得名“汉调”，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过去30年，汉调二黄命运起伏，终于在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这一方园地开枝散叶。作为全国仅有的汉调二黄专业院团，研究院老中青少四代人倾心传承，尽力护持，令悠悠二黄古调，如今又闻新声。
风雨飘摇，前路在何方
77岁的王发芸是国家级汉调二黄传承人。“我1956年进团，那时老戏楼里天天晚上换着戏演，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每晚最后二三十分钟‘放场’不再收门票，门外的人进来看个‘尾巴儿戏’都很高兴。”王发芸说。
安康市汉滨区文广旅游局局长罗先余介绍，鼎盛时安康汉剧团各行当人才济济，可以同时开两台大戏。当时剧团还能演“台口会”，演员不报幕，上台后接着观众的即兴叫板唱下去，以此展示自家的功底。
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80年代末，多元化的文化娱乐形式开始大量分流各剧种剧团的观众，演员也受到下海经商浪潮的强烈冲击。
罗先余说，当时的主导意见是，专业剧团应该在市场化环境中自生自灭。工资大幅削减的台柱子们不得不去摆地摊、做小吃、卖皮鞋，人才流失严重，剧团濒于解体。
那时，天上下大雨，剧场里就下小雨；演员在台上演戏，台下摆着许多水盆水桶接雨……如此场景，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负责人袁小龙至今难忘。剧场风雨交加，剧种风雨飘摇，路在何方？
抢救剧种，希望薪火传
新世纪伊始，安康市汉滨区提出抢救汉调二黄剧种，彼时，汉调二黄许多行当已有彻底失传之虞。
“区上划拨经费，全额保障演职人员工资，还翻修了剧院，最重要的是推动2001级汉调二黄童子班招生，留住了剧种传下去的希望。”罗先余说。
今日汉调二黄青年骨干演员冯尚丽，正是这个童子班的45名学员之一。“我们自从11岁进来就是‘朝五晚九’地练功，同时学习文化课。为了‘长功’，大家比着劲练‘私功’，团里老师不计报酬给我们开小灶。”她就是在师傅王发芸家门口的小花园里学会了一出出传统老戏。
得老一辈艺人们倾囊相授，童子班的学员们登上舞台就获得喝彩，如今，他们已成长为汉调二黄舞台的支柱。
2011年，借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春风，汉调二黄的复兴迎来更大转机，安康汉剧团改制为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演职人员保留事业编制。“员工没了后顾之忧，单位恢复了‘出人出戏’的工作重点，全面承担起文化遗产保护和剧种传承的重任。”罗先余说。
汉调新苗，我是戏中人
2013年，汉调二黄童子班再次开班，63名小学员进入教学条件良好的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深造，文化课学习有了保障。专业课则分为表演班和器乐班，教学计划更为科学、细致。
练功房里，半月谈记者见到了正在给学员们排练传统剧目《打孟良》的王发芸。“经过几年基本功练习，这批孩子初步掌握了程式，但还需要把动作和人物情感揉在一起，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
冯尚丽给王发芸当起了助教，负责为学员示范耗费体力的表演动作，兼顾唱腔指导。在老艺人和青年演员搭档进行的口传亲授下，学员们领悟得很快。
今年20岁的女学员吴尚荣在折子戏《落花园》中扮演青衣陈杏元。“戏中的陈杏元是大家闺秀，心中有隐瞒身世的压抑、寄人篱下的失落、思念爱人的惆怅……如何把这些情绪在不动声色中微妙地传达出来，我还要不断琢磨。”
“朋友们看过我的演出都很惊讶，完全认不出来舞台上的那个人是我，说我像是在发光。其实演出前我也特别紧张，但上马门帘一揭，吴尚荣就不存在了，我就是戏中人。”吴尚荣说。
向江而歌，古调有新声
近年来，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坚持用戏育人，让青少年演员在省内各类大型艺术活动中得到锻炼，并积极参与文化惠民演出。演出剧目也推陈出新，创作了《五女拜寿》《莲花碑》《风雨赵家楼》等一批新剧。
“传承汉调二黄，不光要培养从业人员，也要培养观众。我们从2016年开始，每周五晚在城区剧院免费演出，还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形式进行宣传，吸引年轻观众。现在，剧场里的人又坐满了。”袁小龙说。
据介绍，安康市汉滨区已决定每隔10年招收一批童子班学员，保证人才梯队结构稳定。
在安康城区汉江北岸，一座按照国家A类剧院标准建设，占地40亩的汉江大剧院即将落成。未来，一代代的演员们将在这座舞台上向江而歌，让汉调二黄古朴雅致的唱腔长久回响在汉水之上。
生态·健康
10 供卵代孕、性别选择、胚胎无主——不孕焦虑催生辅助生殖乱象
越来越多医院开设不孕不育咨询门诊，每天问诊者络绎不绝，这是半月谈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的场景。近年来，受社会情绪、环境污染等因素影响，社会不孕不育人群呈增加趋势。不少人求子心切，将生育希望寄托于辅助生殖医疗技术。巨大的需求及由此催生的巨额商业利益，导致一些地方辅助生殖医疗领域“鱼龙混杂”，乱象丛生。
辅助生殖市场爆发式增长
“我们目前能做第三代试管婴儿，每年辅助生殖业务是3000多例，是医院收入大户。做试管婴儿的夫妇，年纪最大的有60多岁。”一位三级甲等医院主持辅助生殖业务的主任医师告诉半月谈记者，近些年，随着二孩政策放开，70后、80后人群生育二孩的需求增加。加之生育能力失常的人越来越多，辅助生殖“需求侧”人群越来越庞大。一些技术水平高的医院，相关业务供不应求。
一家综合医院生殖中心的医生说：“我们2006年以后才开展试管婴儿技术应用。目前做试管婴儿的夫妇，很多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中南大学生殖与干细胞工程研究所肖红梅教授说，目前，部分不孕不育夫妇存在一种“生殖焦虑”情绪——自然怀孕屡屡失败，迫切希望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孕育下一代。
33岁的苏秦（化名）前三次做试管婴儿都失败了，虽然每次要花好几万元，但她仍坚持“屡败屡试”，坚决不肯放弃。“我从28岁开始尝试做试管婴儿，今年已经是第四次做试管婴儿了。从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做到了现在的第三代，可以说辅助生殖是我的全部希望，我愿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卢光琇介绍，受环境污染、过早婚前性行为、性传播疾病感染、人流药流次数增加、工作压力大、生育年龄延迟等因素影响，不孕不育发病率呈现一定上升趋势。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国有、民营和混合所有制辅助生殖医疗机构急剧增加，很多机构业务量很大。半月谈记者从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了解到，30多年来，这家医院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出生的婴儿累计超过13万个。
商业冲动刺激，“黑市”风险频发
“正规医院操作，专业试管服务，泰国三代PGD（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筛选优质健康胚胎，供卵、代孕、男孩、女孩自由选择!”这是半月谈记者在网站上输入“供卵代孕”，得到的数千条信息中的一条。
“泰国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助您怀孕，不受怀胎之苦，代孕为您解忧。”记者了解到，眼下这类供卵、代孕小广告已经贴进了高校。在湖南一家医院大门附近，连超市外都贴着这种广告。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巨大的需求及由此催生的巨额商业利益，导致辅助生殖医疗领域“鱼龙混杂”，存在供卵、代孕“黑市”及滥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等问题。
记者联系到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和代孕手段生育“二孩”的石先生。他说：“我们通过中介联系了做试管婴儿的医院和代孕女性，做试管婴儿花了6万元，给了代孕的20万，现在孩子已经降生。”
肖红梅说，一些卵巢功能衰竭、高龄女性需要接受供卵治疗，而公立医院生殖中心对供卵治疗的积极性不高。于是，一些患者出高价走非法途径治疗，已经催生出包括体检、取卵、代孕在内的“一条龙”黑色产业链。
一家大医院辅助生殖医学科医生说，各种地下黑诊所从事非法生殖辅助交易，主要靠各种渠道发布小广告。“我们医院卫生间门后经常贴满、涂满这类广告。我们清除一批又会马上重新出现一批，根本清不完。”
“有人依靠试管婴儿技术和代孕手段，一口气生好几个小孩；还有女学生通过黑中介卖卵子，结果因为取卵操作不当，导致卵巢翻转最终切除卵巢。”一位医生说。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是在孕前阻断遗传病传递的有效辅助生殖技术，包括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适应症为染色体疾病、线粒体疾病、女方生育高龄、复发性流产等。有专家告诉半月谈记者，包括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在内，一些辅助生殖技术正在被滥用。
肖红梅透露，在利益导向下，一些医疗机构为35岁以下没有遗传学疾病的夫妇开展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有人听说利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可以筛选性别，点名做第三代试管婴儿，做一次费用在五六万元。
还有专家介绍，当下一些辅助生殖遗传医疗机构甚至建立了胚胎库，一些无主胚胎被用作“前沿研究”。相关技术一旦被滥用，伦理和社会风险不可估量。
加强监管，管住“不守规矩的机构”
专家指出，生殖与遗传领域的前沿研究涉及科学、伦理、安全等，充满未知风险，必须在合法、合乎伦理的范围内，谨慎开展技术应用，绝不能唯利是图。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张宏冰建议，卫生主管部门加强对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监管，特别是要严格掌握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和筛查的适应症。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袁小露介绍，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03年原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也明确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
半月谈记者查询还发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对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的行为，卫生行政部门应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对此一些受访专家说，目前这类制度“管得住守规矩的，管不住不守规矩的”，相关处罚很难震慑违法分子。由于从事供卵、代孕等辅助生殖“黑市交易”有暴利，一些干这行的人屡罚屡犯，胆子越搞越大。还有人凭借过硬“关系”，有“风吹草动”能“未卜先知”，遇事能“化险为夷”......
受访医界和法律人士建议，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对辅助生殖技术研究和应用规范管理。各界建议，细化和完善管理制度，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建立监督和制衡机制，切实提高打击违法、违规生殖辅助的力度。要明确监管、打击的部门主体责任，只有卫生、市场监督、政法机关和纪检监察、舆论监督等形成联动，严厉打击辅助生殖“黑市”，才能促进生殖辅助医疗市场健康发展。
民生·社会
11 村集体“有钱办事”，乡村振兴才有望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农村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只有把基础打牢了，把工作做实了，村集体“有钱办事”，新时代农村才会振兴。
山东省夏津县探索建立村集体经济综合体，通过“1+4+N”联建共享机制来实施，为乡村振兴筑牢经济基础。“1”即坚持党建统领，“一镇一品”，推动产业化规模化经营；“4”即以党建集约统筹各类生产要素，为村级集体经济综合体提供人才、资金、服务、市场“四大支撑”，增强竞争实力；“N”即辐射带动“N”个村庄联合发展。
一家一户经营，“十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产模式已不再适合产业化规模经营的要求。夏津县按照“村庄（企）联合、强弱共建、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思路，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来“挑大梁”。在经营方式上，县里开辟了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园区带动、农旅融合开发等三种模式，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开辟了可行的路径。
郑保屯镇鲁冀羊绒创业产业园就是生动实例。郑保屯镇梳绒机达6000余台，全镇低中档羊绒加工量占全国的六成以上，但经营单位是家庭作坊，技术落后、效益较低、污染严重。在发展“一镇一品”上，郑保屯镇把羊绒产业作为“选题”，引进德兴集团投资3.5亿元，规划建设5万平方米的鲁冀羊绒创业产业园，吸引附近15个农村党支部整合村集体资产，实现集约化生产。通过实行“支部引领，园区搭台，市场运作”模式，每村每年可实现集体增收5万元以上，带动村民就业2000多人。
在发展乡村经济这篇大文章中，夏津县委发挥党的政策、组织、资源优势，把县域各类生产要素聚集起来，按照“需要什么提供什么”的思路，精准支撑村级集体经济综合体发展壮大。投资1058万元成立县级为农服务中心和15个乡镇为农服务中心，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指导和专项服务，在立项、办证、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还从财政拿出300万元设立风险补偿金，在县4家银行开展农担业务，有效撬动3亿元涉农贷款投向村级集体经济。
在产业归类上，20家桑产业合作社、加工企业受益最大。夏津拥有12.8万亩的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主要经济作物就是桑树，是中国唯一一个“椹果之乡”。作为新兴产业，桑产品的研发需要高端智库的强力支持才能实现突破。
夏津县委、县政府主动出面解决单个企业高端智库对接难的问题，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南大学桑蚕国家重点实验室全面合作，聘请了向仲怀、束怀瑞、李文华三位两院院士进行技术指导。围绕桑叶、桑果、桑枝、桑树皮、桑根、桑菌、桑籽油等，推动“桑”的全元素利用，全方位开发药品、食品、饮品、保健品。桑产品的价格翻了几番，种植户平均年收入增加两至三万元。
发展村集体经济，还要解决“怎么推广”的问题。夏津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力凝聚力，更好发挥农村党支部在基层的领导核心作用，利用村级集体经济综合体这个纽带平台，把各个村庄、支部、合作社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一村带多村”抱团发展、协同发展的产业新型格局。其中，党支部书记是关键。夏津县注重从懂经济、懂发展、有思想、有思路的农村党员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中培养党组织书记，从致富能手、经营能人、复退军人、毕业大学生等群体中挖掘培养后备干部。
田庄乡滕庄社区党支部书记滕永院就是一个典型。在他的带领下，该村居住社区和产业园区同步建设，党支部引导村民将全部土地流转，吸引部分社会资金，创办了“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果树和中草药，开始了特色农业种植的发展之路，村民年收入增长了5倍。村里有钱了，村民物业费、有线电视费、饮用水费都全免，取暖费也进行补贴。
目前，全县有9家像滕庄社区这样的大型村级集体经济综合体，辐射带动380个村庄发展，平均每村集体经济收入2万元以上，全县村级集体增收920多万元，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夏津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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